亚洲慈善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CAPS）研究部主任Mehvesh Mumtaz Ahmed女士、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谷青女士、冠城集团执行董事、达沃斯全球杰出青年社区执委洪振桓先生、视达佳科技创始人柯雪女士、铁骑力士集团新兴业务总裁雷博女士、恒兴资本创始合伙人穆映江先生、励媖中国秘书长童甯女士、麒麟会发起人，曼哈顿资本创始合伙人，公益金融联盟理事长王进先生、泰格瑞家族办公室创始合伙人吴京倞(Candice Wu)女士、康桥汇世(Cambridge Associates)中国区董事总经理章亮(Judy Zhang)女士、再石资本创始合伙人朱荟颖女士等嘉宾受邀出席本次分论坛发言。

本次分论坛聚焦影响力投资如何成为家族传承的创新路径，各位发言嘉宾探讨了如何利用这一创新性的金融工具，助力家族在实现财富传承的同时，履行社会责任，传递家族文化，和全球商业向善趋势接轨。

*以下为分论坛实录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2019年社企论坛——论坛七：家族传承新路径。我仅代表承办方丰泰资本感谢大家的光临，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本次论坛的承办方丰泰资本。

丰泰资本旨在发展、助力和陪伴以可持续的商业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型初创企业。我们相信社会可持续发展是商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我们致力于用资本的力量帮助在全球尤其是亚洲范围内的高成长潜力的商业向善企业，创造出长期的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

今天我们关注影响力投资，助力商业向善，不仅仅是家族传承的新路径，更是一条非常值得关注和讨论的一条路径。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影响力投资对于家族传承的一个意义呢？因为影响力投资观念最开始也是由家族发起的一个基金会去提出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创新的概念，2007年，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了影响力投资这样一个非常创新的概念。

这个概念融合了公益和商业的创新的模式，在追求商业回报的同时，追求社会，而且必须是可衡量的社会和环境的回报。我们看到海外的家族将影响力投资提上议程，我们看到一些非常权威的报告，比如说瑞银全球家族办公室的报告显示，54%的家族办公室有意在未来12个月增加影响力投资的比重，也有报告表明，千禧一代正在推动家族办公室的影响力投资。

如何利用这样这种非常创新的金融工具助力家族在实现财富传承的时候，履行社会责任，传递社会文化和全球商业向善的接轨。还有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比如说从事影响力投资或者去运营这种向善企业，它的财务回报怎么样，在我们分论坛将一一为大家解读。

首先我们通过一份最新的权威报告，向各位正在或者计划为各自的家族选择合适的影响力投资标的，展示目前亚洲社会企业发展现状。社会企业是影响力投资非常重要的一组标的，我们首先为大家有请的是亚洲慈善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Mehvesh Mumtaz Ahmed为大家解读。

Mehvesh Mumtaz Ahmed：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我来到这个会场，我非常期待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研究的结果，在之后会跟大家进行讨论。

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和我所代表的机构，我们机构是亚洲慈善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我们常驻在香港，同时我们聚焦亚洲，也做一些全球性的研究。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些亚洲的社会企业，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给社会有更多的一些有益的影响。我们更多关注到私有领域的投资和私有领域的企业，尤其是亚洲地区。

介绍一下报告的整体背景情况：全球范围内很多投资机构聚焦在社会企业。投资者认为他们运用非常具有创新性的方式和途径来更好满足我们社会的需求。在之后，我们也会更多讲到影响力投资和社会企业以及它们有益的影响。

亚洲是人口非常大的地区，占有全球60%的人口，但是只接受到了全球16%的影响力投资，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已经有120万的社会企业，在这些社会企业已经有超过1亿美元的投资，同时有超过9亿的美元都在初创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这些投资都是帮助他们更好成长，在这个方面我们接下来会讲到很多相关的领域。社会企业其实也帮助了亚洲一些地区、包括香港、日本的就业，还造成更多的社会包容性的提升。

我们亚洲慈善与社会发展研究有一些主要研究目标，这些研究的问题正是聚焦到社会企业。我们需要通过这些研究找到更多的一些有益的支持他们的方式。我们也希望找到慈善家、政府在支持慈善事业应做的决策，也希望有教育和知识分享的意义。

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下这份报告的研究成果。报告主要观察6个地区，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日本、香港。我们对这些地区的140个利益相关者和600家社会企业进行调研和研究。非常有幸获得这么全面数据以及有统计意义的结果。

这份报告的成果和分析结果是什么样的？这个报告很快就会发布了，之后大家也会很快在我们的官网上下载到这个报告，今天我想跟大家去讲一些关键点，包括这些数据所呈现出来的一些现实。我们很多之前所讲的、所相信的想法其实也许可以进一步证实。大众认为社会企业并不希望去获得一些经济的效益，但是研究发现95%的社会企业他们可能是已经获取了经济的效益，或者他们也是这样的战略目标。我们发现大部分的这些企业都是非常希望能够盈利的。盈利就像他们经营的需要的空气一样。

还有一个大众的成见是，社会企业要去满足一些社会的需求，或者是产生社会影响力，但他们在财务或者金融方面没法可持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去调研了一些社会企业。最后我们发现85%的社会企业认为盈利和社会效益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可以兼容的。他们知道社会的义务，也知道获取财务的利益非常重要的。

我们也发现财务和社会影响力的行为必须要在商业哲学和平常的运营当中实现这两者的平衡。还有一个大众的成见，就是社会企业的格局比较小，并不想要去做一个大规模的全球企业，他们也不想成为滴滴、优步这样的企业。但是我们所调研的社会企业当中，有接近一半的社会企业他们都有很高的规模化的计划和需求。我们发现很多的社会企业都希望能够扩大自己的规模，但是在社会企业创新的领域，我们还是发现他们有一些特殊的功能和使命。

有一些社会企业他们希望是能够给社会有更深层次的影响。比如说在香港有一些小的咖啡店，专门去雇佣残疾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疾病的员工。对于这样的一些社会企业，他们希望他们的员工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而并不是希望扩大他们的企业或者他们的经营。他们只是希望更深层次的带给社会利好。对于一些小的经营形式，小的裁缝店，或者衣着店，他们根本不希望作为一个全球性企业，但是他们更加专注的是在提供一些社会影响力同时获得一些盈利。

另一个大众的成见是，很多社企的初创人员他们都非常年轻，我们发现并不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看到这批创始人的年龄分布很广，很多在30到39岁，39%都是这个范围，你可以看到三分之一的初创企业的创业者甚至超过40岁，很多年长的创业者比年轻的有更好的管理能力。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很多女性参与初创企业创立中，有41%的企业创业者是女性。比如在巴基斯坦过去很多时候女性不能作为公司的领导，但巴基斯坦从只有5%到现在的20%，更多女性越来越多参与商业活动中，弥补性别不平衡现象。

初创企业最需要资金。他们需要投资，需要各种资金，需要氧气，需要让他们生存下去的来源。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投资呢？有两种主要的投资是他们特别珍视的，其中一种社会企业都喜欢纯粹的资金，超过半数的社会企业在过去都寻求这样的慈善基金。资本市场的资金，并不是纯粹为了资助初创企业而存在的，而我们的慈善基金就是为这些初创企业而存在的。初创企业非常依赖这样的慈善基金或者慈善资助，专注自己的业务。

另外一种资金就是影响力投资。在亚洲和其它地方，很多社会企业都说到自己很希望有影响力投资注入，我们调查过有五分之一的企业没有受到过影响力投资，但是他们非常希望有影响力投资。

另外就是我们非常需要人才，很多时候需要资金才能找到人才。还有四分之一很难找到相应的人才。很多时候，你可以在各种调查里面发现，你会发现很多初创企业有很伟大的想法，希望有很多的员工实现自己的作为。有很多时候在工作环境当中，有很多人对工作环境有很多不好的想法，亚洲很多企业觉得不稳定，他们觉得那些初创企业有更高的风险。现在我们亚洲社会企业的历史虽然比较短，但是发展比较蓬勃。

一个社会企业的初创企业非常需要这些相应的投资，亚洲的社会企业都非常年轻，他们增长非常快。但是还不够多元化，他们所涉及的领域不够广，大部分的机构还是初创企业，比如说孵化器，还在孵化阶段，他们会关注于共创空间、或者众创空间，或者合作办公空间的领域。

另外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政府也需要社会企业进行帮助，通过不同的活动和手段，政府是促进社会企业的促进者，希望政府给他们采购，提供更多的税务优惠，提高他们在公众之间的知名度。因为在社会中，社会企业很难自然通过某一个产品得到自己的名望和声望，希望政府帮他们提高知名度。

社会企业有很多的创新需要做，在亚洲的各级经济体之间需要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互相交流，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Mehvesh女士，您的演讲非常精彩，尤其是消除了大家对社企的一些成见。我们下一个环节是圆桌论坛，除了Mehvesh Mumtaz Ahmed女士，我们还请到了两位非常尊贵的嘉宾。一位是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谷青女士；另外一位是我们亲爱的章亮女士。

主持人：

章亮 | 康桥汇世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嘉宾：

Mehvesh Mumtaz Ahmed | 亚洲慈善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

谷青 | 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

章亮：我特地从北京赶过来参加这个会议，感触太深了，能够见到各行各业的对影响力投资的关注，尤其是有很多家族二代对这个事业非常有激情，真的实实在在干事情，我受触动非常大。我也非常感谢组织方，非常荣幸被邀请来主持这个环节。

女士们、先生们，我简单介绍我一下自己，我叫章亮，我来自于北京，我来自于康桥汇世。康桥汇世是全球最大的一家独立的投资机构。我们现在最初在1973年成立于哈佛大学，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这一类企业。我们跟全球领先的捐赠基金，非盈利基金，退休基金还有主权基金有长足的合作，在全球我们有10个办公室，有超过1000名雇员，管理资金规模超过6000亿美金。我们现在也是非常致力于推广企业的影响力投资，并且有专门的人去做关于影响力投资和企业投资的事务，我非常荣幸今天能够主持这个论坛。

我们有幸邀请到几位尊敬的嘉宾请到现场，刚才Mehvesh女士做了非常精彩的演讲，之后我们将对她做更加深入的采访。谷青女士也代表福特基金参与本次圆桌讨论，请您作一个自我介绍。

谷青：大家好，我叫谷青是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目前我在负责福特基金会中国公益慈善和影响力投资领域的资助项目。今天我们的分论坛的主题是“家族传承新路径”，福特基金会最早也是植根于家族，而后发展成为美国第三大私人基金会的。福特基金会一开始是由福特汽车创始人的儿子于1936年在美国密歇根州设立的家族基金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基金会把福特家族遗赠给基金会的股票变现，形成了福特基金会母基金，福特基金会完全是依靠母基金的投资收益来实现其全球愿景和开展其资助工作的，不接受捐赠。目前福特基金会的母基金的规模达到130亿美金左右，我们在全球11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公室，主要的目标是促进全球公平发展。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福特基金会在影响力投资领域的探索。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基金会每年要花掉其母基金的5%用于公益慈善目的。福特基金会母基金的投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以追求财务回报的最大化为目标，是单底线的投资。2017年，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酝酿，福特基金会董事会认为母基金投资如果可以将社会影响力和财务回报相结合，可以增益其促进全球公平发展的目标。于是，董事会批准，从130亿母基金拿出10亿美金用于“使命相关投资”。目前，我们在美国主要投资的是平价住房项目，在全球南方国家，我们关注的是普惠金融。在中国，目前我们仅是通过资助项目培育中国影响力投资的支持体系和生态环境，尚未有使命相关投资的项目。我们希望通过人才培养和平台机构加强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系统，帮助更多影响力投资的实践者通过投资实现社会、环境效益和财务回报。

章亮：那我想要采访一下Mehvesh，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Mehvesh Mumtaz Ahmed：我认为现在我们所提到的社会影响力投资其实都是为了重塑人们对于他们的金融资产怎么更好地运用的思考。

这种商业模式的思考，需要有一些社会方面的考虑，我们需要看到全球范围的新的趋势和新的变化。大家都熟知关于投资的一些忌讳，比如去投资那些对社会没有什么影响的企业，但我们的投资其实有时候还是会偶然性进入没有社会影响力的企业。

很多做社会投资的人，他们都很清楚做这个投资其实是为了创造一些社会效应，同时也增加企业的经济的表现，他们的初衷是一样的。

对于投资机构、投资者来说，他们可能需要更多地去实践这方面投资，并且进行一些分析和总结。投资的工具和方式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金融机构也可以参与到这样的金融投资当中，不管是PE还是风投，大家都会关注到社会影响力投资这一块。

我们在做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时候，需要去关注到什么样的资产我们可以真正运用到。有一些企业为了创造社会效益，不在意经营的效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对于社会企业来说，盈利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候正是我们的投资和金融机构介入的时候，也是发挥他们决策能力的时候。

谷青：我认为可持续金融、公益金融、影响力投资不完全是一回事。此次我们论坛的主题是“商业向善”，这三者均可以笼统地归属于“商业向善”，而通过我的学习和理解，我觉得影响力投资的概念的范围是比较窄的，它有比较具体的前题条件和应用范围。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给出了一个可以为这个行业所普遍接受的定义：影响力投资是以产生积极的、可测量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力为意图，同时有财务回报的投资。影响力投资是有非常重要的特质的，比如，刚才Mehvesh有提到影响力投资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意向是影响力投资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你做投资是不是主动要追求产生社会、环境的影响力。另外一个重要特质是，影响力投资是要追求一定的财务回报的，并不是为了“商业向善”就放弃投资基本的要素，还是要追求双底线回报的。这是影响力投资比较重要的两个特征。

全球影响力投资规模正在迅猛增长，但是相比整体的投资蓝海，影响力投资只是大海当中的一滴水，市场份额还很小，因为它需要满足很多前提条件，包括投资者要通过投资主动制造、产生影响力。“主动”强调的是开始投资之前的意图，不是做了一个普通投资，而后来发现产生了一些社会影响，就贴上“影响力投资”的标签，让普通的投资“泛影响力化（Impact Washing）”。大家有时间可以去浏览一下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的网站，GIIN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影响力投资的行业协会，可以看看他的报告是如何定义影响力投资的。

章亮：谢谢Mehvesh。我们公司在全球有一个非常权威的数据库，在全球范围内收集所有领先机构投资人定性和定量的历史业绩和投资数据。我们从创业之初建立这个数据库，到今天40多年了，这个数据库已经是全球最权威的。所以我们发布的全球私募股权投资的业绩指数常常被用做业界对标。

英语中doing good 和 doing well 就是指做好事和赚钱两者往往不可兼得，所以请问两位嘉宾你们对两个不可兼得的时候，在您的分别的机构里面是怎么优先的，是怎么看待的。

Mehvesh Mumtaz Ahmed：我们中心是不盈利的，而是更加关注社会影响力。但是一些社会企业他们可能还是没有盈利，但是他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目标。而且他们也需要这样的一个资金来支持他们可持续发展。对于投资者来说又是怎样的？他们怎样平衡这两个方面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价值百万美元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非常难去回答的，因为涉及非常广泛，而且包含很多的概念。我们必须要去平衡投资者他们对财务回报的需求。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对我们来说最优的目标是什么？我希望两者可以兼得。有一些社会企业他们可能有他们自己的选择和重点，大部分的社会企业他们其实获得盈利的目标也是为了产生一些社会效应。

那所以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先获取投资再进行社会效益的产出，或者同时进行。当我们去更好分析商业模式的时候，可以让那些利益相关者进入我们的视线范围，同时我们更清楚的知道哪些投资机构是可以携手的，去衡量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我认为我们要有一个持久关注这个问题的想法，怎样去衡量或者平衡这两者，怎么样去获取最好的投资者的支持和帮助。所以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需要不仅仅看到财务的回报，要更清楚更具影响力投资的模式和路径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在韩国的企业、巴基斯坦的企业，很多的公司他们都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平衡。比如说我们想要挣多少钱，几百万，你需要多少钱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平衡，这并不简单但是可以做到，这就是我们影响力投资能够给予到的。

章亮：您的建议非常好，我相信您的建议是让我们在公司内部寻找原动力，在盈利和做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平衡。

谷青：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影响力投资的双底线回报，在影响力回报和财务回报之间是不是有一些矛盾，是不是为了取得影响力回报就要把财务回报的预期降低？其实这两方面并不是矛盾的，并不是一个负相关的关系，当然，是不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也有待于求证。大家最近几天应该了解到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原来贫穷可以用商业手段解决的，传统的发展援助或慈善项目不求任何财务回报的扶贫模式也不一定最有效。所以，影响力回报和财务回报这两者不应该是一个负相关的关系。在福特基金会，我们把资助和投资分成不同的象限。作为影响力投资人，应该自己决策和你想在影响力投资光谱里的位置，是影响力投资回报优先还是财务回报优先，与投资人自己的定位有很大的关系。

例如，福特基金会有纯公益慈善的项目资助，这种“投资”称作资助，是只求社会回报不求任何财务回报的，我们的财务回报是零，但是社会回报最大化。福特基金会还有使命相关投资，它的定位是要增益基金会的促进全球公平发展的使命，同时要有7%左右的财务回报。刚刚我讲过，美国法律规定基金会要每年花掉其母基金投资收益的5%，再加上2%的通胀率，所以我们的定位是在财务回报7%的基础上使我们投资的影响力回报最大化。除了母基金中的用于使命相关投资的10亿美金外，我们还有90%多的母基金做财务回报最大化的投资的，这种投资我们不做任何财务回报上限的设定，当然是越多越好，那样我们的母基金会增长，使基金会的工作更加如鱼得水。因此，我认为，财务回报还是社会影响力回报的预期，取决于投资人自己的定位。

章亮：非常感谢，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确实看到有这样的基金，比如有一个欧洲的公开市场基金，业绩非常突出，就是专注影响力投资的。很好地诠释了业绩和社会责任并举。因为做得太好了，投资人都排着队想进。确实是有些人能把两个做得很好。

谷青：我比较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影响力投资是分层次和梯度的，之前我的理解也不太到位，还以为影响力投资只有一种。大家如果关注这个领域，就会发现影响力投资的多层次性。例如，美国有一个聪明人基金，创始人本来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做发展工作的，后来发现通过发展援助实现全球减贫的工作不是特别有成效，自己创立了聪明人基金。聪明人基金走在影响力投资的最前端的市场，它融入了很多发展的视角，追求比较大的社会影响力，而财务回报的预期比较低。它通过投资解决了很多在非洲、南亚的饮水、卫生等前端的公共服务缺失和民生问题。他们做的蛮辛苦的。这种影响力投资以追求社会影响力最大化为导向，确保财务回报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当然，还有更高端一点的影响力投资，不直接投资在一线，而是通过投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来实现社会影响力和财务回报，实现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力。影响力投资的不同梯度和分级还是很有意思的。

Mehvesh Mumtaz Ahmed：我非常同意大家的意见，确实有很多的证据表明我们的影响力发展有不同的范围，不同的范畴，尤其是在亚洲。我们有一些小微金融在早年他们都被认为有很多社会责任，这也展示出我对中国整个市场影响力投资的整个情况并没有完全了解。

因为确实在中国有非常多元化的发展，有很多的小微金融的机构，我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有很多的机构在印度也在做这些影响力投资的事情。其他国家也有，如果说你们去看看世界银行他们做的一些事情，你看到他们的投资也是非常多元化的情况。有时候投资专门的金融机构，经过金融机构发挥他们的社会影响，他们的投资可能都是小额的，这个钱并不是很多，但是可以作为本地投资或者小范围投资起到非常强大的作用，在小规模阶段实现非常好的效果。

我还说到了之前的慈善基金，有很多的采访过的公司他们都说慈善基金能够让他们实现价值，让他们得到大量的资金之前存活下来，慈善基金对他们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章亮：因为我们分论坛是讲家族传承，你们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跟家族有交集，是否能分享一些其中的案例？

Mehvesh Mumtaz Ahmed：我们受到很多亚洲的慈善家的资助，跟很多家族企业有往来。亚洲有很多的企业家想要让自己的家族对企业进行传承，很多的亚洲的投资者非常聪明，他们想要证据，他们想要事实，想要数据，这就是我们跟他们交流的方式，我们需要各种数据、各种研究结果，我们不会纯粹给他们进行宣讲，我们需要有一些专业的人士，有专业的知识，我们需要用这些知识告诉他们事实，要了解他们的想法，要能够深入了解影响力投资怎么样促进亚洲发展。亚洲仍然非常需要影响力投资，尤其是在气候变化非常严重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企业自己也有这种意识，但是政府和其实没有办法做完这种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很多人做这种事情。很多家族企业都在不断创造需求，他们有很多事情要做。他们需要将自己的想法和愿景转换为现实，他们需要影响力投资。我相信我们有能力让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实现。

谷青：我们基金会也跟很多家族办公室有广泛联系。上周我刚从纽约办公室回来，专门与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交流过影响力投资。他们的做法也很有前瞻性的。在使命相关投资方面，相比于规模较大的相对规模比较小的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使命相关投资很有特点。它不像福特那样在内部设立了使命相关投资部门，而是通过外请专业的投资公司，来实现基金会对使命相关的投资的愿景。我觉得这做法很有新意。我了解到咱们国内的家族办很多还没有很大的规模，可以借鉴这样的做法，可以请更有资质的第三方通过提供服务来实现家族办希望实现的影响力投资成果。此外，影响力投资行业生态建设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个很新的概念想要在中国有广泛的接受度、想要落地，除了我们要厘清概念，知道它是什么，怎么做之外，一定要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就像一颗小小的种子，要让他生根发芽就要给它施肥浇水。我觉得国内家族办和基金会如果对影响力投资感兴趣，可在关注全球影响力投资实践的同时，我很希望大家跟福特基金会一起关注行业生态的建设，这样才能给影响力投资比较长久的发展的良好环境。

章亮：非常感谢，我们也在国内帮助很多中国的非常领先的家族办公室走向全球，走向世界。我非常感同身受高质量、有效的生态圈是多么重要。有时候你有想法但你还得落地。我现在想看看观众里面有没有对我们嘉宾有什么问题的？

提问1：因为这个论坛就是讨论中国如何借鉴海外影响力投资实践经验，您刚刚讲到亚太总的情况，包括60%、50%的分别人口和GDP，但是确实有16%的影响力投资。对于亚洲或者尤其是中国来说，社会影响力投资还是处于初期，对于文化方面、意识方面，政府又有什么样的行为可以支持他们？好像看还不是特别活跃，还没有特别多的涉足这个领域，因为税务方面的一些考虑。特别我们要获得一些人才资源特别难，我想知道在座的这些专家，我想知道在未来的十年我们怎么样可以改善这样的生态？

谷青：王进老师我觉得您讲这个问题特别重要，根据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的数据，影响力投资基本上现在80%的市场是在欧洲和美国，我们东亚仅仅占2%，我也在想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一方面，如您所指出的，国内的基金会与国际上的基金会很不一样。美国的很多基金会与投资是有天然紧密的联系。例如，福特基金会不接受任何捐赠，没有捐赠方，它是通过是母基金投资所产生的收益来做公益慈善的。中国现在有7000多家基金会，但有母基金投资的基金会很少，大部分是混合型和运作型基金会，依靠捐赠的基金会占大部分，与投资没有天然的联系。另外一方面，我认为与一个地方的金融发展的程度也是有关系的，影响力投资在金融业很发达的地方发展的比较好，比如美国，欧洲都是在传统金融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如荷兰、英国等，在亚洲，影响力投资发展比较快的地方也是金融也比较发达的地方，如香港、新加坡等。我觉得也是跟一个城市、国家或地区的金融的基础设施的发展程度，和是不是有金融专业人才有一定的相关性。

我觉得我们中国还是很有潜力的，首先影响力投资的目标是解决社会问题，国内目前的社会问题有很多，而且公益慈善行业的力量不足够。昨天开幕式上我们也听马蔚华主席讲，国际发展援助，政府支持、公益慈善行业的力量是量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的。亟待投资界、商界释放力量参与。我对中国影响力投资的未来还是很看好的，说不定我们能够弯道超车，成为国际影响力投资的新兴市场，以后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Mehvesh Mumtaz Ahmed：谢谢您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重要。我们经常会讲社会影响力，其实现在非常广泛进行的，现在在全球我们有一个关注点，就是我们去关注到整体的社会影响力投资已经达到了5000亿美元，但是我们在未来还有发展潜力。我们看到亚洲地区可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还有您刚刚讲到税务、财政方面的影响，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还有一些新的政策也在持续发布，包括一些刺激政策、优惠政策也有新的发布。对于社会企业的早期，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些不仅对于社会影响力企业，对于社会初创企业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政府部门他们需要思考怎么样更好鼓励这些企业。我们中心所做的调查，我们问到如果政府要给你们颁布这个社会企业的认证，你们想要这样做吗？他们大部分都愿意。因为获得这样的认证可以获得更好的政策鼓励，包括财务方面的。这个问题其实不仅仅在亚洲、韩国讨论很多，其实在一些亚洲国家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一套政策。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确有很少的企业注册的时候把他们定义为社会企业。对于投资者来说，他们可能也是会关注一些税务的考虑，但是跟初创企业不同。他们关注是更好的资金流动性，资金的流动和退出，还有金融手段的便利化，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提问2：刚才我们Mehvesh女士谈到在亚洲做了很多调查，我的问题是这些社会企业创业家，他们试图解决哪些社会问题，有没有重新定义社会问题。因为在公益圈定义的社会问题是少数问题。其实现在社会问题是全人类的大问题，像比尔盖茨做的事情。这些企业家也想做的很大，并没有说做的很小。所以对社会问题这个定义的趋势在您的研究里面，有没有发现有变化。当然我刚刚说的假设，部分问题到全人类的问题，您能不能有一些评论，或者基于您的研究给我们一些解答。

Mehvesh Mumtaz Ahmed：我也非常认同您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有一个专项的研究，很快我们会发布这个研究的结果。有一些人认为社会企业并不需要盈利，但是我们不认同这个观点的。当然很多的社会需求、社会问题可能没有办法通过市场化手段解决。所以我们总是需要那么一部分没法盈利、但是他们非常高效解决小部分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或者政府部门。但是这个并不是我们需要去规模化的商业模式，当然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社会需求需要去满足的。我认为底线或者原则性可能持续处于变化的状态，而且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社会企业的不可替代的服务社会的能力。

而且在我们对于这六个经济体的研究当中，我的去调查到中间机构的时候，我们希望看到他们和社会企业有更多的协同。社会企业可能会更清楚他们想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是哪些，所以他们其实可以更多影响到投资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即便不盈利的社会企业也可以获得优质的资金和投资者。盈利和社会的影响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投资者和中间的机构其实也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看到这些数据来看，可能也有一些不同的特征，不如说在日本更多关注社区，关注城乡同质化。在香港又有一些不同的聚焦点，这都是政府顶层的设计。最终政府掌握更多的公共资源，但是这种关于影响力投资和社会企业的互相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章亮：我们时间有点不够了，让我们掌声感谢嘉宾们的精彩的分享。

主持人：非常感谢各位专家的分享，下面我们进行另一个环节。

圆桌讨论：影响力投资如何为未来商业形态发展提前布局？

主持人：

贾安亚 | 丰泰资本投资总监

嘉宾：

王进 | 公益金融联盟理事长

朱荟颖 | 再石资本创始合伙人

穆映江 | 恒兴资本创始合伙人

贾安亚：非常感谢刚才三位女士的分享，让我们很好了解影响力投资在海外的发展，我们看到很多投资机构、研究机构在影响力投资领域做了大量的实践和研究。接下来的圆桌讨论中我们会聚焦影响力投资在本土的发展。我们将探讨影响力投资如何为未来商业形态发展提前布局。我叫贾安亚，来自丰泰资本，我们开始做社会价值投资学习和探索，在去年开始进行了一些早期的社会价值投资，包括一些社会价值评估上的探索。我们特别珍惜这次机会可以跟很多影响力投资实践者去交流沟通，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三位影响力投资的资深实践者。首先想请三位老师介绍一下自己，并且介绍自己所在的机构和自己机构的使命。

王进：大家好，我叫王进，我自己本人从事过20多年的风险投资，在国外一直做到国内，在国内基本上我主要围绕医疗健康行业，所以一年多前我们在杭州有投资圈，考虑做多年投资以后，除了我们做了纯盈利的资本我们能不能做更具有影响投资和公益的创投东西。大家兴趣很接近，我们发起了在杭州本地的投资界为主和家族为主的投资。我们使命很简单，要启发和实践公益金融，我们能够引领资本向善，投资和解决问题上能够有机结合，为社会多做贡献。

朱荟颖：我是在再石资本的合伙人，再石资本是清洁能源的风险投资平台，我们的团队全都是来自于新能源产业，我们初衷希望通过我们的实践证明科技的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目前是解决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的最好方式。希望可以找到跟我们一样拥有绿色梦想的创始人，携手打造更加清洁、更加美好的人类环境。

穆映江：大家好，我是来自恒兴资本合伙人，是联合家族办公室，我们联合陕西的九家民营企业共同发起这样的组织，联合家族产业上下游还有央企参与，当地参与联合上下游进行整合。

贾安亚：谷青老师刚提到过对影响力投资的一个定义，在寻求财务回报的同时寻求可衡量的社会和环境效益。具体在影响力投资实践中，每个人理解或多或少有一些差异。我们丰泰资本主要关注的意向性，统一性，和可衡量性，我们希望我们作为投资人非常关注社会问题，然后项目的创始人有社会使命，项目本身的社会回报可以衡量，并且项目把他的环境和社会效益内嵌于商业模式之中。我们也想去问三位嘉宾，你们做影响力投资实践中，你们对影响力投资的定义是什么。

穆映江：我们做的都是能源相关的业务，所以我认为影响力投资更多就是要关注于你股东利益相关方，甚至包括当地政府和我们的生态，包括一系列的投资和运营的活动。需要更关注于各方面的影响，如果我们现在做投资的话，可能从几家家族公司里面共同剥离出，我们现在在推环保管家，把大家的环保业务抓出来。我们共同捐赠我们的消防中队，做一系列的事情就是我们践行影响力投资活动。

王进：刚才前一个环节对影响力投资有不同的角度，维度做了解释。这个组织，因为发起的公益金融方面，每个发起人和家族里面，有自己的偏好的特征。有一点比较同意，有的既组投也合投。比如说医疗健康，我们在这个领域也是高风险，但是成功了高回报。全世界的最大五个基金，其中有三个基金有很大的钱都投在医疗健康里面。

我现在所领导的项目里面，就是专门为全中国8000万残疾人做服务，我自己做多丁香园的这个，我们有一整套的经验，怎么样用专业的服务，专业的技能，相对的产品，相对的解决方案为这些弱势群体，帮助他们解决他们需要的问题。同时帮助他们教育，帮助他们就业、帮助他们创业。我们机构里面有做专门环保项目，中国环保问题特别大，做的时候有些项目一开始选中，最后估值投资很快。我们还有做扶贫的、教育的，用到大数据的，都是用现在科技的手段解决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同时政府也是非常渴望解决社会上的问题。政府扶贫、教育、养老等。我们也带来一些项目，顺便做一些路演。我们专门为中国好几千万听力有障碍，我们研发了非常好的设备，这些东西我们持续支持做下去，也会有很好的社会和经济回报。

朱荟颖：大家对社会影响力投资都不一样，兼顾社会和效益回报。我们是财务回报为主，分享两个我们投资的案例。在2017年我们投资了位于浙江的一个公司，为两万农户开发太阳能电站，总共发电量是110万千瓦，同期我们也投资了一家公司做二轮电动车的运营网络的，现在在50个城市有2000个站点，共享电池的方式，降低了老百姓使用电池的成本，让更多人可以用上电动车，我们从这个角度影响力投资的，可能有一些不一样。

贾安亚：我们这个论坛主要是家族传承，想问一下三位嘉宾影响力投资对家族传承有什么样的作用？

穆映江：我觉得其实更可贵的是精神的传承，作为继承者，包括昨天我在做小分享的时候也是做说，真正的企业家你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你能够更好服务自己的企业，员工，包括当地的社区的环境，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企业家应该负有的责任。更广义来看，如果你能解决更大的社会问题，理论上你的成就更高。比如关注更多影响力投资，总是比一般的短视企业家看得更长、更远，对短期的财务回报和长期的持续发展有一个评估。

传承一定是要传承可传承的东西，一定要做到可持续，否则我们讲的传承没有具体的意义。包括除了这种父辈带给财富的传承，更多是精神的传承，包括公益、金融。昨天我们发起了一个英雄工程，帮助我们当地的作为失独英雄，他们家庭受到很大的影响，曝光的那一刻受到社会的关注，但是社会很难持续帮助他们。我们持续帮助他们，包括当地政府非常支持我们，政府捐出来两栋楼给我们使用，其中一栋办成了便民食堂，同时一些低保的家庭也可以享用免费午餐，所以我觉得从无论从企业的传承关注到公益、慈善，到我们家庭想要致力于解决社区问题的传承。

朱荟颖：我分享一下我个人的故事，我的父亲是一个绿色创业者，在我小的时候我一直在坚持我自己的梦想，我说我要去学艺术。后来你在这个家庭当中成长，慢慢父辈的理想就成为了你的理想，所以现在这个是我一生使命，这是家庭的精神告诉我，我希望大家作为影响力投资都坚信这一点，这非常重要。

王进：浙江省是比较富裕的民企比较发达的地方，我们公益精神有带着这个使命，吸引发展家族的办公室也好，或者财务管理方面联合一起做。影响力投资从家族延伸过来的，做影响力投资确实有一种情怀，要长期投资。影响力投资你要集中精力不行的，我自己做了医疗健康之外，很多东西你要坚持10年以上才有回报。现在国内正规的盈利性基金，非常专注、非常早期的基金还是非常少。我发现凡是投资收益非常高，有上百倍的收益投资周期远远非常长。我在A轮投资的时候有50倍回报，要求我退出我不会，现在坚持15年已经有1500倍的回报。你只要有这个耐心，你就能把他做下来。现在在家庭传承这个方面，我们公益联盟很想做一个平台。从教育、分享、合投和我们找到好的项目。找到好的项目第一步，后面后续服务是我们投资机构想干的事情，这样我们把我们真正专业的投资结合我们在做影响力投资方面的情怀和资源和互补、合作，我相信我们能把这个事情做的更好。

贾安亚：非常感谢三位的分享，我听的特别感动，刚才映江讲的家族传承在荟颖身上得到特别好的补充。荟颖最近几年一直在做影响力投资的直接投资，影响力投资相比传统投资面临哪些挑战？如何解决这些挑战的？

朱荟颖：我觉得最难的是募资，在座有投资人都了解，募资是挺难的事情，你要让你的这些潜在的投资人们理解说你的梦想，他愿意为你的梦想买单。我们中国大家还是比较短视的，大家对基金，可能5年的周期、6年的周期我必须要财务回报收回来，这个是蛮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找到对口的钱，一直在这个探索的过程。我们现在在募集一直应对气候变化的基金，现在应对气候变化难的问题又来了，我如何去用一个评估体系来评估说我投的项目真的在为目前的环境问题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是需要被量化的。没有一家评估机构帮我们做事情，我们自己做的评估投资人也不会认。我们需要有很好的评估体系，还有希望有更多的投资人愿意参与进来。

贾安亚：想问问穆映江，在不同不投资形式上，风险管控在影响力投资和传统投资当中有什么区别。

穆映江：风险控制有几个方法，第一要选择比较好的合作伙伴，我们的产业基金的发起方是由山西省，还有中国船舶，另外还有中信产业基金。目前是对我们行业内的设备的一个更新改造，大家需要打体量的设备新的改造，我们针对当地的水污染处理、包括当地的环保设备更新，找到一个靠谱的合作方，依托于他们比较领先的经验，当地政府也给予一部分的当地引导基金支持。他们也会配套一部分，把政府的力量调动起来，在管控当地的风险更有帮助。尤其我们从产业里来更懂产业，这方面对于我们自己在本土做产业投资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贾安亚：谢谢，记得刚才在探讨基金会在海外的发展时，提到在国内这个数字比较小，王进老师在美国和中国都待了很长时间，有很丰富的经验。想问一下王进老师，您觉得美国、欧洲家族基金会的模式怎样借鉴到中国，我们怎么做本土化的调整？

王进：因为我跟国外的大的基金会接触下来，我总的感觉，这些基金会或者家族办公室资金盘子很大，每年稳健的投资理财会产生很多钱，对他们来讲就是在这个资金盘子上面多一个零、少一个零不重要。所以他们非常乐意在资金盘子里面拿出一块做有使命的影响力投资。在中国，可能有几千只基金会成立，但是相对来说规模也不是很大。但是一看到另外一个数据，2018年统计全球影像力投资有1300多只基金，平均大概是5亿，但是按单个来算只有3000美金，不是很大。没有国外的家族基金和比较成熟的基金会这么成熟，既能雇到好的人，又在全球各地布很多点，我们急也急不来。像在中国马化腾、马云都有自己的家族基金会，把钱全部捐进去完全不拿出来，这个做法现在变得比较可行的。未来在中国，就像刚才Mehvesh Mumtaz Ahmed女士介绍的，有好几个问题现在在亚洲、中国比较明显的，经验不足，基金规模有限，人员不足。

中国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形式，如果我们中国有朝一日有一个好的捐赠形式，既可以用长线的投资，用于基础的投资，一个基金能够有部分钱让顶级的人投资就有钱。经常有人说你要做公益，说你好像借着公益的名义做着别的事情，有时候我觉得很吃惊，但是没有办法，未来我们真正把钱、时间、精力、经验做下去，别人会慢慢改变这个概念。我希望把国外好的观念带过来，结合中国本地的情况。在美国来讲，不管你捐10、20块是非常普遍的捐赠意识，尤其是有人相信宗教，每年收入10%就捐赠到宗教。所以我希望利用这种每年会议，我们一些平台，更多的教育，更多的沙龙大家可以交流。我们更多希望政策方面、人大方面有更多人参与，真正有些问题确实需要社会的力量，资本的力量，企业家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

联合国有一个调研真正解决全社会的问题，大概每年缺口至少有七八万亿美金，这么大的数量现在根本解决不了。联合国本身的预算都不够。如果影响力投资和公益金融投资做的好的话，这方面的投入、捐赠和参与的人会越多，这样众人拾柴火焰高。

贾安亚：现在是最后一个问题，王进老师刚刚那个是很好的一个点，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影响力投资，理解社会企业，我们也会影响身边的人参与当中来。你们三位如何把影响力投资推荐给身边的人？

穆映江：其实我们已经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虽然没有像王进老师做成这样的一个联盟，我们会一些创二代把资金统一放在一起投资一些项目，有些项目是来自于我们内部各个行业剥离出来的项目，也可能在外部搜寻的项目。我们以影响力投资理念去做的，我们在带动其他朋友参与影响力投资当中。

朱荟颖：我就是“人活一辈子”，现在就做吧。

王进：我们建立联盟的初衷，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通过我们的经验、案例，我们很多的讲座，希望能够吸引很多人愿意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参与我们的服务、包括一些公益的当中来。我们发现我们最近在做一些罕见病相关的，非常困难的，既有精神的困难，又是身体的困难，我们动员全社会学生来做这个事情。我们这个组织只有一年多时间，我们现在一边在做项目，一边也在募基金，我们募资渠道也比较多，我们试图打造先做稍微小型的基金，用基金专门投又有的项目大家合投，这样撬动的钱比较多。所以我们想的在别的地方也跟各种各样的大的基金、海外的家族基金多多交流学习。我自己的投资视野，我投了中国、欧美也投。国外有很多好的项目。我当年初步刚刚做风险投资的时候，就是中国治疗白血病，把中国原创的项目引入到美国，三年之间我们用了金融手段，三年有100倍回报，这个印象对我很深。美国跟疾病相关的基金会大概有800多个，未来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宣传这个理念，有更多的精力做这个服务。我们如果能够由10个人变成50个、100人，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这个基金会越来越壮大，会越做越正规，越做越好。

贾安亚：对这个事情，我们都非常相信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下面观众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提问。

提问1：王进董事长会，我是成都的我们做助残，也是居家康养，我本人之前做了6年的基金会募资，现在我们做社区落地，既助残，又返回了一定的基金惠民。刚才听了王进老师说的这个，我觉得我们很想加入你的阵营，问题没有，今天表了一个心，谢谢。

王进：虽然你没有提问，但是我非常感谢，尤其是跟养老、康复、护理，中国老龄化越来越严重，这个需求非常大。短期暴利不大可能，但是我们联合起来一定会做好。

提问2：王老师能不能从根本上从事公益上的活动。从源头上解决公益，比如说从某些方面，为什么他们会贫穷。

王进：这个是非常难的，以前我们说，我相信很多以前西方国家的很多的富人开支票捐赠，做慈善事业就可以了。你缺钱、你要看病，我给你这个钱。后来我发现国外越来越多商业上成功人不仅开支票，宁愿把商业上的成功分享，解决贫困。我是这么相信的，可能有50%的钱用于医疗健康，巴菲特是钱是分期给他的。这10年下来让新生儿死亡率减少一半。

我觉得做一些公益的事情，脱贫是一方面，很多事情收益很有限，或者说前期根本见不到钱。但是商业上比较成功的人他可以把需要的服务，需要的平台打造可持续的，有现金流的，自食其力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的方法与其你没有我给你好得多，所以现在中国是观念的问题。在一种情况下锻炼一些人有商业的细胞，经营的理念，又肯吃苦，要解决一些贫困问题，解决社会问题一定要有企业家精神，一定要有商业商的套路，有人设计，有人实践，有人摸索。未来解决某些地方需要解决的贫困社会问题，需要把当地人培养出来，完整计划解决这个问题的步骤、方案，实现每年的目标。

现在实际的问题是所有的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存在，这些问题要我回答我没法回答，但是我们尽我们所能，做一些有效投资，有些方面合作。

提问2：谢谢。

提问3：感谢各位老师，我个人也做影响力投资的，因为今天题目涉及到未来的商业形态，我想希望各位老师分享一下，在你们印象里面未来的商业形态，甚至理想中的世界和社会是什么样的？

穆映江：谈未来的社会，这个题目有点大了，不一定适合我回答。我可以想想自己的企业将来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们是致力于在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之外，第一个把自己的企业治理要更上一层结构，包括我们在做的的这种联合的环保管家的行动，其实把自己产业内部的环保的设备的投资、检测、长期维护，人员培训剥离出来，把传统产业作为偏向服务产业。

第二和当地的社区生态比较有机结合，我们做的水污染处理，我们给当地捐助的养老设施，这也是对我们当地社区有一些改善。从企业治理和人文上面来说，这就是我现在致力于做的新的一个商业上的新的尝试。

朱荟颖：我希望未来的商业行为都是向善的。

王进：中国有很多机构，比如说学校、清华北大他们有几十个亿，一些大的医院一年流水50个亿，但是种种原因，这些学校、医院的流水利用率极低，几次问他们，大部分说我们不会管，还有部分人说我们怕，因为这个是公益性的基金，赔了怎么办。我觉得如果在这个方面我们把更专业的投资理财，尤其国外的家族和国外的公益基金的做法告诉他，我们投资不会投在一个高风险项目，我们是均衡的投资理财，可以把现在的投资理财在4%提高到8%到10%。用于公益事业、教育事业的钱会越来越多，我现在觉得在观念、体制、包括我们的现行制度上需要有提升。如果说以后的待遇好了，我们真正做投资人，真正的理财人假如这个行业，这个事也会慢慢做的更好。

贾安亚：谢谢三位老师的分享，有什么问题，私下可以请教问三位老师。最后一个总结，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所有人，包括基金会、包括影响力投资人，包括医院、包括政府、包括街道，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出一些努力，把未来的商业形态做好，提前布局，让这个世界做的越来越好，谢谢！

主持人：感谢四位的精彩分享，我们下一个环节，我们也关注的是下一代问题。在家族继承的生态系统里面，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家族继承人群身上。

圆桌讨论：企业传承人如何通过布局影响力投资&共建向善企业引领新商业文明？

主持人：

童甯 | 励媖中国秘书长

嘉宾：

柯雪 | 视达佳科技创始人

洪振桓 | 冠城集团执行董事

雷博 | 铁骑力士集团执行董事

吴京倞 | 泰格瑞家族办公室合伙人

童甯：特别开心，今天能跟几位嘉宾做交流，特别感谢现场的观众能够留下来，之前我做了比较长的家族慈善的研究，所以做了比较长时间的家族慈善的研究，今天是一个研究者的、学习者的姿态跟各位研究。现在各位嘉宾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现场的嘉宾对你们有所了解。

吴京倞：我们是泰格瑞家族办公室合伙人，我们的总部在英国伦敦，我们这边是传统的家族起家。我们主要解决做家族财富的传承、保值的投资方案、咨询服务。我们在影响力投资方面也有涉足，谢谢！

洪振桓：我们是家族企业，冠城集团是以文化传承为核心，我们有多元化集团化产业，我们现在在四川有三所幼儿园，还有一个小学，还有大专，大专我们更多培养一带一路的蓝领工人，顺应国家大的政策方案，培养更多职业人才。我们奇文幼儿园跟成都七中合作。

雷博：我们企业也是一个家族企业，主要是新兴农牧业，我们从饲料生产、家禽养殖到深加工，我们是以技术型驱动的，连续三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我们在黑龙江、四川等六个省用产业扶贫的形式带动了将近3个村镇的脱贫。

柯雪：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主要从2014年自己开始创业，我的公司是视达佳科技公司，主要是帮助8到25岁的儿童和青少年改善视力问题，作为医疗器械初创公司的创始人，致力于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角膜塑形镜来帮助解决现在中国青少年的视力问题，很高兴来到跟大家一起沟通、学习。

童甯：首先看到我们三位家族的继承人，分别有做教育、有机技术和农业，包括医疗器械。大家看到有一些非常多的商业向善的点，提供普惠服务的同时具有价值。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环节主要讲的家族传承和商业向善主要议题。今年8月包括苹果、包括亚马逊一系列的公司的CEO在美国集结开了圆桌会议，在会议当中181位CEO提到商业向善，共同全部倡议主题。你们怎么来看待这样的商业向善的全球的趋势。

柯雪：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从我们创业来说，在2014年我们进入器械行业，我们的领域非常难招到人才，在向善的方向招人才非常重要，能够跟我们一起走下去的员工是会对我们公司原本的使命非常认同的。在创业中遇到非常困难的时候，员工想跟你一起迈过困难的时刻。共同保持向善的初衷，为社会出一份力。

雷博：现在商业向善是大势所趋，但是对我们铁骑力士来说并不是。我父亲是一个技术人员，他有一天在下乡调研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妇人用所有的雨器护在胸口，发现那是一头猪。我父亲就问他为什么扶着那头猪，自己淋雨。那个妇人如果说我生病了打针吃药就好了，但是如果这头猪生病了我们家的收入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父亲就立志于用技术改变这种现况。商业向善不仅是一个企业应该把钱给到一些扶贫的人，而是应该在我们企业中最擅长的领域和公益找到一个交叉的节点。并且持续做下去。

洪振桓：大分人持续商业，本身是向善的，因为在我们很多过程的环节中，一方面我们围绕解决社会问题，我们要提出解决方案，我们要怎么样去组织我们的团队，认同文化的人，解决社会需求。我们一般做商业的时候要树立我们的理想目标，树立理想的目标的时候，我们要提出我们的观念，我们来来去去就是精神和方法论的应用，不断踏踏实实把一些目标和组织落实，在过程中不断迭代，满足目标的要求。

我也讲一下我们为什么会投资教育，可能我们投教育比较早了。我觉得我们本身家族企业在商业向善符合度挺高的，就小有小善，大有大善，我们做教育，我们天生会有义务制和非义务制，义务制天生就是非营利机构，不可能在里面分红、分配利润等等。本来我爷爷是一个老干部，也是一个校长，我父亲也是一个老师，我们家族其实在热爱祖国方面，教育情怀方面非常浓厚，我从小听他们渲染等等，肯定被他们深深感染到。国家要富强，教育必须要走在前面。可是我们中国中西部在二十年前很多地方在教育的投入，因为国家税收各方面问题很贫乏。还有大班式教育，很拥挤，而且老师待遇不好，老师就退休了，要有一个体面的生活很都困难。我们2003年把地产行业放弃掉了，把所有的钱投入到教育。很多人也问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的确我们在财富上跟很多企业有差距，我们当年做的房地产投教育，跟我们家族的想法很有关系。我们认为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认定要为中国付出一些事情。

当时在很多人不解，当年如果我们那个学校在2003年的时候收入是远远低于支出的，这个差距还不算我们的建筑成本、资金成本，我们接手这个学校持续7年才有正向的盈余。小时候有一段时间过年吃饭挺好的，那些年就感觉桌上的饭菜特别少，拉近了裤头，为了父亲、爷爷的梦想不断付出。

第二方面我们做企业的时候，就在人才招聘方面，人才是企业的根本。那我们在招聘人才的时候，对方肯定会问你干什么的，我们如果现在有两个原则，我们通过科技创新可以让全世界贫穷的小孩子获得优越的教育，第二是我买器材的。那作为一个人才肯定选择前者，可能有未来，而且做的事情更有意义。后者没什么意义，是很短期的一个牟利，而且不符合可持续发展。最前期人才招不进来，我觉得这一点很关键了。

童甯：刚才听到有两段很感人的故事，可以看到新生代非常真实、质朴的一面。大家参与商业向善的会议，是什么真正触动你什么的？是什么让你对公益的事情产生极大地兴趣。我认为其实慈善在现在发展到非常专业的阶段的时候，最早从美国开始我们从科学慈善到专业性慈善，又到了新业态的慈善。慈善连着着非常多人的情感的交际，我想这可能是非常大的价值。百年慈善，或者现代慈善发展的时候，要问一下我们家族慈善的专家。财富家族背后的大管家，在欧美这么多年家族慈善的模式当中，作为泰格瑞家办负责人，一定有很多最佳实践。

吴京倞：我们是多家族联合办公室，我们不只是一个家族。我们代表欧洲的一部分家族，和中国的一部分家族。我们刚才说到国内的俞敏洪家族，新东方，那么俞敏洪家族就是在这个教育行业里面去深耕，影响力方面看一些比如说对整体业内的模式，应用、以及他在科技领域是不是能够在核心的标的里面应用到科技创新，推动整体的教育行业的发展。对于我们家办来讲，还说变成了一种基金的模式。影响力基金同时在资产配置方面可以做到一方面的风险分散，不仅是投一个领域的标的的项目，可能有很多教育影响力投资标的。新东方去年成立了新东方的教育产业基金，专门在这个领域深耕看所有创新的项目，俞敏洪家族毕竟有很好的行业竞争能力，可以筛选非常多的比较好的教育标的，他们出了1亿美元基金的时候，俞敏洪自己也是个人家族出了1亿美金，都在推动教育的发展。在投资标的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节，还有他在社会效应里面是否真的给社会带动积极的贡献，等等作为一些评判，这个也是我们看到国内不管是一代也好，甚至二代也好都在影响力方面已经开始真正做行动了。

我再说一下我们海外的家族，我们在环境方面会关注更多一点。我们在上一次的环节上面提到气候变暖。现在我们会看到因为ESG、影响力也好，都是要有行业基准，包括沃顿家族、洛克菲勒家族，这些人都是深耕于自己的行业里面，去筛选到比较好的全球的标的。国内可能有国内的玩法，有他的竞争优势。海外看的就是全球的这么一个数据库理念，气候理念专家挑选哪些真的对全球气候变暖作出贡献的，我们今年也看到全球气候方面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政府方面没有在气候变暖有所作为，但其实在家族方面，尤其欧洲的一些家族方面觉得这个是一个价值投资，应该长期来为这个社会以及全球的环境去做出一些改变和贡献的。

童甯：我追问一个问题，家族在基金会内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做影响力投资的时候，减少一些纯财务投资。为什么你觉得欧美的家族热衷于这些投资，难道投资背后真的没有回报，我们还是想问一下家族的价值投资，做责任投资，其实是不是在这个当中有一些其他的向善的、关于商业的考虑。

吴京倞：ESG或者海外投资是一个大方向的，国内现在慢慢起步。像海外的家族，尤其欧洲的家族有家族社会责任感在里面，觉得是自己的一份责任为社会做改变。我们看到全球最新的家族办公室的报告，有65%的家办觉得我在经济不平等方面自己在做出一些努力，还有53%觉得我在ESG气候变暖刻不容缓。气候方面中国是消耗大国，我们也看到新一代的也开始做影响力投资，以及可持续投资的关注和讨论。

第二，我们在说资产配置的类别来讲，ESG还有可持续投资、影响力投资都是另类投资的一部分，也是财务回报以及社会回报很好的部分。洛克菲勒基金会，2017年已经提出影响力投资的概念，当时投资圈纷纷讨论。我们其实也看到现在25%的全球家办已经在做一些影响力投资了。现在我们有14%的在资产配置里面，在它们整体的家族的财富的投资总额里面，占到了这个比例。在5年内预计会达到25%的情况。现在在ESG现在有33%的家办在做这个事情，已经有85%的项目超出了预期的回报。同时这个资产配置的比例达到了19%，预计在19%的资产配置里面会达到32%。

还有一部分我们提到了家族文化的传承以及对下一代的教育的引导的作用，我们欧洲的家族，很多不仅是富过三代，很多是四代、更长的传承人。家族来讲也希望有一定的文化方面能够带领下一代去提高他的价值观的。其实在影响力投资或者说ESG也好，可以加深家族成员和家族成员的沟通，对社会问题进行讨论。其实在下一代的真正的实践过程当中，也是可以跟不同人打交道，是有帮助的。

童甯：大家其实也能够看到本身影响力投资并不是一个无回报的行为，大家一直讲商业向善，我自己刚从印度的项目回来，这是我们用了杜克大学的研究机构来进行的一次非常有意思的项目。在印度的时候印象很深，现在整个国家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希望印度是由年轻人引导的，他们有一个小小的口号就是年轻人很重要。

我们看到美国的家族中心统计，我们千禧一代，他其实对于影响力投资很关注，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对追求商业向善，对有双重投资回报越来越看重。怎么样来看待千禧一代对于影响力投资，对于商业向善的判断。

洪振桓：我们家族做影响力投资很早介入，如果关于千禧一代为什么在商业向善关注度越来越高，我觉得跟时代背景很有关系：千禧一代很多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很多，以前温饱都解决不了，第二信息更发达，现在不只是渠道，现在对知识面越来越广，商业向善本来就是根本。没有商业向善，企业根本不可能持续发展。

刚刚所说到的公益方面有回报等等方面的，这个点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经历。我们以前也会去山区扶贫，我们会跟当地一些贫困的人交流，跟整个人口结构有关系，里面很多组成就是老太太，本来写字也不是很熟悉，用电脑也很难。就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们当时一个伙伴他是做服装的，其实在山区每个地方都有当地文化，我们发现他们刺绣非常厉害。我们就通过分析跟他们交流，交流过程当中非常有意思。我们一起做好刺绣，我带产品去伦敦展示一下，他们说伦敦是什么，我们认为他理所当然知道，其实他并不知道。我们说通过刺绣可以赚很多钱，他们反映就是很好啊。他们想法比较直接、简单一点。

在这个方式上，其实我们以前有很多朋友通过捐赠给山区等等，我知道大家在座很多有所经验。很多时候把钱买酒花掉了。我们教育通过线上，我朋友通过将老人家的人工刺绣，结合他本来卖服装的，通过商场、通过直播看到这些刺绣是人工刺绣出来的，在商场销售，我们作为消费者机械跟人工有差异的。这样可以提高当地秀娘的收入。通过商业模式把本来卖20块钱的价格，一下子可以翻到200块钱，导致每个月的收入更多。很核心的一点，他们很积极，天天弄，他有持续不断的动力，真正通过商业的力量持续帮助山区的老人脱贫。刚刚说到商业有一定的利润或者怎么，这个看法还是可以多一个维度。你要持续解决贫困原因，你给一条鱼是一时的，教他方式方法是可持续的。而且这样可以提高影响力，可以解决更多贫困人口的收入问题，把中华民族很多地方文化特色，通过商场、网络也可以卖到全世界，这是多边共赢的方式。可以多维度看这个问题。

雷博：我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有一个1211的模式，在非常极度贫困的地区，我们会说移动猪舍，让他们实现年出栏年1000头猪，就拿凉山喜德县来说，我们带动了将近500个人口。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凉山有一个彝族，彝族很勇敢的，但是因为吸毒的问题引发很多社会的问题，政府觉得很头痛。我们作为产业来带动，我们会教他们，我们派院士博士给他们养殖技术，专门针对彝族人的招聘专场，真正帮助少数民族的年轻人也去找到他们生活的方向。我们也会建议政府去既然彝族人天性这么勇敢，为什么不能把军事基地建在那边，把他们训练成军人。

千禧一代为什么这么向善？他们其实更多靠悟，自己感觉做善事应该的。我们父辈也会教我们向善，但是我们那时候还不太懂。再加上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越来越关注可持续问题，与我们被剥夺的资源是正相关的。我们千禧一代跟这个时代也是发力的时期，所以我觉得关注可持续问题这个东西也是应运而生的问题。

柯雪：我觉得从我角度千禧一代会更多向这方向走，我们已经完全意识到这不是一个个人或者单项一个公司可以做到的事情。因为当你在努力的时候，也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组织在努力。每个公司、每个个人能够做的东西是非常局限性的。现在信息流通度非常流畅的。我们在加拿大做的地产开发，以前更多是一个公司的行为，从开发的角拿地，拿地之后跟政府有合作推出一些项目，住宅地会卖给最后的投资人。现在有非常多的问题，年轻人无法购买城市里面的第一套房，首付是大家付不起的。对于开放商来说这个地拿不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必须跟更多的组织一起合作。在未来不管我们在招人还是在公司的制定上面，我觉得新一代和之前的我们的可能父辈想要努力的方向，应该是让更多的组织做更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童甯：刚刚提示板提示我有5分钟，我在想还是要问一下几位，关于跟父辈相比，你们觉得柯雪刚刚提到了、包括雷博提到爸爸包括家族本身跟自己的影响。你们觉得跟父辈相比，你们在治理企业的时候，在进行企业管理的时候，有什么比较大的不同，或者挑战在哪儿？

柯雪：从我的角度来说，如果从地产这一块来说，我的母亲主要做。我母亲多年的经验在做自己的地产，有非常多自己的感觉。那这个对我们年轻一辈有比较多的累积经验，很难一开始有的。我做的工作，我很幸运我父母给了我非常好的项目，我会尽可能看大数据。怎么把大数据分析，分析完之后可以使用到自己每一天运营应用到，这跟我们上一代是非常好的互补。

雷博：我会看的更全球化一点，我们很幸运，我父亲在商业向善跟我们完全契合的，我父亲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人。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就是怎么样让农业变得更有趣，让更多的人组织参与进来，大家一起看到农业还有农业背后的一些人和事。还有我跟我父亲的区别，我更注重可持续发展。比如说我们养猪场的可循环模式，大到我们养猪场的可循环模式，小到我们圣迪乐村鸡蛋包装，我都比我爸更关注一点。

我们面临的挑战，国外有很多成熟的模式，我们怎么样把他复制或者是研究出自己的中国企业的模式，做到中西融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怎么样用中国智慧解决世界扶贫，也是我们二代包括在座所有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洪振桓：首先我们这个价值观应该类似的，通过投资教育体现人生价值。在公司治理方面跟父辈有什么区别，就是年青人做什么事比较急，我们围绕精神方法论，本来企业形成了一个体系，我加入这个企业，我如果有一个好的想法就证明自己是可以的，父亲看得到就支持我的决定。如果我有错的决定，这样子及时把他扼杀掉。还有挑战方面，做任何事情都有挑战，对于我来说就是知道自己干什么，在此基础上坚定。在每件事情认认真真做好小事情，我相信你只要把过程做好，最后你肯定能得到你的结果。

童甯：我今天带了一个观众的问题，很多的家族对于财富的增值保值很感兴趣。我要商业向善我也要追求商业回报，传统的投资回报跟影响力回报相比怎么样？

吴京倞：慈善能够跟财务回报相结合是最好的事情，我们确实有这个非常好的财务回报的，我也说一下我们真实的案例。利益向善，俞敏洪国内的家族，他们在产业内去千挑万选的项目，刚才提到的ESG行业内已经是50多年的经验，关注于全球挑选最适合做发展的好的企业。我们现在看到2年是29%，不管是非传统投资，还是传统投资都可以达到非常好的财务回报。

现在的影响力投资，还是ESG投资，已经不是边缘项目，而是很多家族考虑的优先项目，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多赢的局面，这也是非常能够带动社会企业的风向。刚才也提到其他的产品，我不是说一定要投某一家的，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之前在参加全球的家族办公室的论坛上，也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座有200多家家族，我们提到的未来的趋势就是共同投资。比如说有某一个家族在特定领域里面是他的强项，比如说教育是某些家族最关注的方面，大家共同探讨投资某一些项目。如果我们看到确实有好的财务回报，家族和家族之间做分享，大家共同投资。我们相信这个不是马上5到10年产生的情况，而是非常长期20到35年的趋势，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家族也开始慢慢形成这种小的圈层，这一次为什么俞老师不仅仅做自己的朋友圈，也是想给他做成规范化，让更多海外的家族、国内的家族也好真正参与里面，看到我们整体的某一个行业的进步，大家一起往这个方向发展。

童甯：从合作共赢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几位家族二代之后也有探讨的空间，在多元化集团发展方面，也可以做出一些事情相互取长补短。

我想从老一辈这种情怀仍然在我们新一代的二代身上体现非常清晰，吴京倞作为家族的代表用专业的视角分享的议题，今天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现场的嘉宾。

主持人：非常感谢五位精彩的分享，我们在领跑全球的新商业向善的路上殊途同归，我们下午见，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