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4年，第一家联合持股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这一金融创新使公司所有权股份可以向不同投资者出售，使分担风险和筹集商业贸易探险所需资金成为可能。然而，在发现远征荷兰的船长并没有从事贸易，而是像海盗一样袭击其他国家的贸易船只后，至少有两名投资者认为这次远征并不成功，因为作为门诺派教徒，他们的信仰禁止他们参与战争。其中一位选择卖掉自己持有的股票，公开抗议远征队的做法；另一位则对公司的董事会进行了长达10年的法律诉讼，控诉他们允许远征队以“商业”的名义从事这种行为违反了他们的信托责任（fiduciary duty）。

快进到20世纪。在1960年代，一些资产管理者试图从拟投资公司中筛选并剔除那些产生负面社会和环境效益的公司。这些投资者最初的行动是筛选出投资组合中处于特定行业（烟草、枪支和酒类）的公司或被认为导致环境破坏的公司。通过筛选出“坏”公司来实践基于价值观的投资的努力，在1980年代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中达到了顶峰。当时，投资者们被告诫应从在南非持有大量股份的公司中撤资，以此抗议种族隔离。而这些做法在今天针对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撤资/投资”（Divest/Invest）运动中仍在继续。

如果可以筛选出坏公司，那么是否也可以筛选出“好”公司？于是，投资者开始执行被称作“同类最佳（Best in Class）”的投资策略，许多人都青睐这种策略，因为它允许投资者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配置资本，并且能够在“坏”行业中投资“好”公司。例如，为了保持投资组合的多样性，人们可能仍然投资于能源行业的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公司：如果一些投资人相信有“可持续”的石油或“清洁”的煤炭，那么他们也许就会投资于被视为在更可持续的石油生产和销售实践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公司。

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对于环境和社会数据的披露与分析的快速发展使得投资者可以进行被称作ESG整合投资（Integrated ESG investment）。这种投资方式令投资者将所谓的“表外因素（“off balance sheet” factors）”纳入考量（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这些因素包含了非财务指标，例如对公司整体的可持续性、碳足迹、员工薪酬和福利以及公司治理的其他方面的广泛评估），以对传统的财务分析进行补充。这些表外因素尽管具有潜在的财务影响，但并未被纳入到对上市公司的传统财务分析中。投资者的关注点开始放到一系列对公司执行其商业模型和创造利润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因素上。这样一来，对“重要性（materiality）”和“资产负债表外风险（off balance sheet risk）”的讨论就成了分析师们努力的重点，并且至今仍是引起争论的领域。

最后，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又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使命驱动型投资，这些投资者不仅仅是要避开“坏”公司或在对上市公司的分析中考虑环境和社会因素，而是要利用他们的投资直接创造积极的社会和环境成果。这些投资者试图通过他们的主动投资尽可能直接地创造积极的环境与社会影响——利用资本来改变世界。这些投资者被称为影响力投资人（impact investors）。

近几十年来，虽然一些人仍在争论着定义、术语和各种看似相互竞争的做法所具有的影响力，许多有经验的资产所有者和顾问已经看到，从慈善资本到基于市场利率的资本之间存在着一个资本连续体，而在这个由各种投资资产类别（包括慈善赠款、高风险/长期贷款、固收产品、风险和私募股权，以及公开市场证券和现金）组成的连续体中，每个资产类别都有自己的风险、回报和影响力特征。

虽然某些类型资本的受托人可能有特定的投资要求，但许多资产所有者可能在横跨整个资本连续体的范围内以影响力为基础进行投资。这种财富管理的意识和方法被称为“全面投资组合管理（Total Portfolio Management）”或“全面投资组合激活（Total Portfolio Activation）”，它允许投资者管理其所有资产，以产生不同水平的财务回报（取决于投资组合中的特定资产类别），同时创造各种类型的可衡量的社会和环境影响，从而执行一个整体的资本配置方法，并创造积极的净影响。

上文中概述的使命驱动型投资组合管理的实践和方法可以简单地概称为ESG影响力投资，因为它们综合了筛选、ESG整合和影响力投资的最佳实践，为组建投资组合带来了全面的视角和视野。与其争论每一种单独的投资方法的定义和方法，我们更应该促进并强调“整体”，由此对投资和价值创造产生统一的理解。这可以被视为影响力之“道”，如下文所述。

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做法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之上：当我们讨论经济利益时，价值创造的环境和社会因素可以抛开不谈。这种观念促使我们认为，经济学，甚至是这个世界的现实，是由金融和非金融两个独立的部分组成的。

这种二分法植根于西方的哲学传统及启蒙运动期间出现的二元论 ，而其推论是，人必须二者择一。有趣的是，西方人关于“把事做好”或是“做好事”、投资或是慈善捐赠的概念，与东方道家中阴阳的概念非常吻合：阴阳是能量的两个方面，当它们结合在一起时，就代表了“道”的力量。

从这个角度来看，ESG影响力投资这种新的投资方式，其实可以看作是来源于东方哲学对价值的理解。

首先，我们可以把道家哲学中的阴阳看作标准金融概念α和β的映射，α代表主动投资策略，β代表被动投资策略。很多投资组合都是将这两种方法进行一定的混合管理，以分散风险及平衡，获得长期稳定的整体财务回报。

当我们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将ESG影响力投资的方法融入财富管理策略时，阴阳就可以被看作一个投资组合中不同水平的预期财务回报产生的综合价值与整体回报，以及产生的各类社会和环境影响。

我们必须尝试更深入地思考“为什么投资”这一本质问题，然后再去回答“如何投资”这一关于“术”的问题。儒家思想中的价值观和视角与ESG影响力投资的核心理念有明显的共鸣，例如和谐、福祉、个人利益与社会/环境利益之间的联系。

儒家价值观的五项原则中的每一项都符合ESG影响力投资的原则：

今天的中国正站在一个路口，眺望着一片未知的新领域，寻求着新的平衡：经济发展必须继续推进，同时也要明智地保护环境资源。推进采用现代技术和工具的同时，必须将传统价值观纳入考量，并思考如何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结合。

现在，ESG影响力投资在中国面临的机会是，探索如何在以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核心原则与理念为基础搭建的文化框架内实践ESG影响力投资的概念，同时为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方式，打造投资“新基建”。

眼下，我们的世界正在经历一个充满挑战和呼唤反思的时期。最近的全球事件反映出我们需要从关注部分转变到关注整体。新冠疫情产生于人类对大自然自以为是的统治，源于我们对自然栖息地的破坏和对其他物种的不尊重——源于我们在阴阳之间的“失衡”。事实上，病毒所揭露的正是我们相互联系的现实和我们彼此分离的假象。归根结底，我们是同一个人类群体，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

以儒家思想和道家哲学的传统为基础的中国视角，无疑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我们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拥有金钱的深层目的以及新兴的投资方式。这些投资方式不仅仅是为了产生单纯的财务回报，而是为了在实现不同水平的财务回报的同时，创造持续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力。

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或许就能够以一种更全面的方式来理解资本的目的。通过这样做，我们也许就可以实现资本的最大潜力，通过管理资本来支持、建立和强化个人、家庭、社区和全球关系，由此来应对我们在这条“道”路上面临的许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