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终其根本，社会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企业存在的方式了，今天的社会企业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组织形态，承担很多政府的功能，承担很多企业和NGO的功能，在今天新冠之后，大家重新去思考我们究竟为什么而存在，为什么活着，企业为什么活着，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来讲讲疫情当中华大做了什么。汪老师大年初一就带着队伍去了（武汉），我和同事买了在2月5号经过武汉的车票，也不知道武汉站停不停，直到上车问了乘务员（武汉站）停吗，他说停，我们才顺利的在武汉站下了车。
这是武汉“火眼”实验室，我们去的时候是整栋毛坯房的一楼，20多层的大楼没有装修，汪老师说当地要选择一个地方，重新设计一个实验室，专门为新冠病毒的检测设计所有的流程。
这个实验室完全是一个毛坯房，五天时间，华大团队把它改建成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实验室，又过了五天正式运营起来。这是里面一个关键场景的照片，我们把中国国旗放在最上面，中间的火眼LOGO，是在那个时候团队不出24小时设计出来的。
之后华大又参与了北京的疫情防控，照片是大兴体育馆，我们仅花了6天时间建起了16个舱的气膜火眼实验室，可实现日检测10万单管的通量。这是整个的场景。
气膜版的“火眼”实验室是华大和同济大学、易托邦联合设计的，为一个气膜舱充满气，大概需要50分钟。它外面是拱形，里面可以实现负压，大家知道气球是正压，它要实现负压，而且各个舱之间可以联通，采用模块化布局，有的地方灭活，有的地方检测，还要出数据。
之后，哈尔滨疫情、青岛疫情，都用了气膜版的“火眼”实验室。下面这张照片是我们在大兴体育馆偷偷拍的照片，哪里有疫情，汪老师就带队伍到哪里去，当时他累的睡着了。
除了汪老师，华大很多普通员工也非常让人感动。1月23日武汉封城，很多人都在往外跑，华大一位同事却要开车进城。被交警拦住后，她说：我必须要进去。交警说，你进去就出不来了，她说，我就没想着出来，因为我是做病毒检测的。华大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而且我们很多的员工在打了武汉的上半场后，直接被派到塞尔维亚、沙特、阿联酋等各个国家（地区），这些数据我一会儿会展现给大家，可以说这个激励着我们。
中间这位是塞尔维亚总统，他右手边的就是我们负责塞尔维亚火眼项目的伙伴，我们派了6个同事过去，帮助他们建设两个实验室，并为塞方人员提供操作培训。
这是我们的抗疫照片墙，遍及全球多个国家。
今天，我们已经不仅有气膜，我们还推出了车载“火眼”实验室，而且还可以组合，可以开到各个地方，这是最新版。“火眼”从一个固定的实验室，到气膜版实验室，再到可移动的、可拓展的车载“火眼”实验室，未来这些就可以用于健康相关检测，成为一种可移动的健康设施。
截至6月30日，我们累计在海外设计建造“火眼”实验室58个，分布在全球17个国家(地区)。在国内，华大基因运营的“火眼”实验室已在十余个城市落地，全国“火眼”实验室最大日检测通量超过20万人份。华大生产的新冠检测产品已经覆盖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当然还有猛犸基金会，我今天特意穿了这个衣服，我们才成立一年的时间，非常年轻，目前由我兼任秘书长。我们在整个疫情当中向40多个国家捐赠了试剂盒，得到盖茨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关注，我们给加拿大白求恩的故乡捐献了火眼实验室核心设备，还82年前白求恩帮助中国人民的友情，我们也在希腊非常困难的时候，帮助雅典建了一个实验室，还包括很多的像安哥拉这样的非洲国家。这是一个1岁的非常年轻的猛犸基金会，我们只有5个人。
我一直在想“华大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除了疫情，我们还在做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唐氏综合征的检测。大家知道舟舟，他已经40多岁了。中国每年有一千五六百万的新生儿，每一年大概有两万六千个唐氏综合征患儿，他们大概能活到40多岁，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能够像舟舟这样健康的活着，中国就有100万个舟舟，他们都生活在各个家庭里，中国用于这些唐氏儿后续的医疗和救济费用每年82亿元。如果用82亿除以1600万，每个孕妇做一个检测只需要512块钱。今天我们在河北全省推行民生项目覆盖，河北70万孕妇，每人只要不到400元钱，就都能做一次检测。河北就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个消灭唐氏综合征的接近一个亿人口的省份。
深圳已经先行先试，感谢深圳，将无创产前基因检测纳入生育保险和财政支持，个人检测实现了最低零费用。所以，深圳已经率先成为全球第一个千万级别人口消灭唐氏综合征的城市。全中国能不能做到？当然应该做到。
另外还有耳聋，中国2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耳聋基因的携带者，后天的药物过敏，煽耳光、较重的头部撞击，以及其它不当的药物使用，都可能会带来人的失聪，而通过基因检测，可以发现宝宝先天性听力障碍的遗传原因，还可以发现宝宝是否存在迟发性或药物敏感性听力障碍的风险。
还有宫颈癌、肠癌这些，宫颈癌可能可以成为第一个被人类消灭的癌症，而结直肠癌可能是当前最具早筛价值的常见肿瘤。
其实华大集团整体上就是一个社会企业。百度百科上显示，“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我觉得这个解释今天应该重新定义，企业盈利就好像人活着要呼吸氧气一样，但是人活着怎么能只为了这口氧气呢，那只是我们活着的一种方式，其实真正以客户为中心，是为客户创造价值，用德鲁克的话来讲就是你要创造客户，为客户创造价值，这才是企业真正的目的。其实在过去百年当中，很多企业忘记了这个目的，或者在过去很多血汗工厂，那时候没有很多的环境监测法规，企业就是don't be evil，这就够了，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要求。
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洛克菲勒、卡耐基的时代，就是先挣再捐，do well to do good，出现了大量的基金。今天在2020年新冠之后，新的时代来临，很多企业或许都应该转型，成为社会企业，因为只有满足了社会的目的，解决了社会的痛点，才能真正立足于社会。
所以，终其根本，社会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企业存在的方式了，是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组织形态，承担很多政府、企业和NGO的功能。在今天新冠之后，大家重新去思考我们究竟为什么而存在，为什么活着，企业为什么活着，是一个非常恰当其时、有意义的事情。
感谢组委会邀请我做这样一个分享，感谢永光理事长，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