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过去一年我们共同经历了太多，疫情的无情可能放大了一些“社会问题”，也可能催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让我们重新对生命进行了审视，重塑了对价值和意义的认知，越来越多的人和企业愿意投入精力、资源来共同创变，重启美好。“士负国家之责”，先有张謇以实业救国反哺社会，现有诸多的社会企业家从解决社会问题本身出发，运用商业模式和市场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引领新时代文明。义利并举、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是社会企业家的本质精神，同时也时刻在我们每个国人内心闪耀。
2021年我们重新上路
从心出发
迎来
“重新定义社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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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社企”
此系列将陆续为你讲述你身边的“社会企业”：光盘打卡、黑暗中对话、乡村笔记、邦邦机器人……
这些或耳熟能详，或触手可及，或已成为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产品与服务品牌，其背后的初心和逻辑，都将在崭新的“你好，社企”中一一揭晓。
盲人只做按摩吗？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阅读《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感受？
是惊讶、敬佩、感动与同情？
聋盲人海伦·凯勒被评为20世纪美国十大偶像之一，她完成了哈佛大学的学业，成为了知名作家、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如海伦一样视障者数量庞大，但多数的他们难以实现人生理想。
中国盲人协会官方网站数据显示，中国是世界上盲人最多的国家，视力残疾人数达1731万，每100名中国人中就有1人。
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视力报告》显示，全球视力损伤或失明人数超过22亿。然而这一现象却因无所不在的偏见和歧视成为了“房间里的大象”。
一位盲人博主分享了自己乘坐电梯的艰苦经历：楼层按键摸不出任何信息，到特定楼层后没有语音播报。但是评论区却有人说“都看不见了，就别出去乱跑了”。
视障群体出行尚且困难，甚至要面临非议，遑论正常地参与工作，通过自己的劳动进行生活。因此，按摩推拿被认为是最“适合”视障的工作，甚至是很多人眼中视障群体唯一可以从事的工作。
2020年全国1071万高考生中，仅有5人是使用盲文试卷的视障考生。2019年，一位视障求职者报考盲校盲师岗位，考试成绩第一，却因视力达不到公务员体检标准而被拒绝。在求学、就业的种种障碍背后，是公众长期以来的刻板印象和对视障群体居高临下的偏见，与公共设施同样需要更新完善的是社会观念。
黑暗中对话
针对视障群体的救助行动和公益组织并不少，但是往往停留在捐钱捐物的层面，怎样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增强他者对视障群体的同理心，进而减少歧视？
早在1988年，德国纪录片记者安德烈•汉尼克（Andreas Heineck)先生因为自己一位双目失明的同事，对视障者的世界产生了兴趣。于是他在德国法兰克福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家“黑暗中对话”体验馆。他设计了这样一个情境模拟实验：在完全黑暗的室内，游客只能借助视障的导游引导，体会过马路、逛公园等日常场景。这样的情境体验旨在改变社会对视障群体乃至所有弱势群体的偏见和歧视，从而为视障人士创造平等的教育和就业机会。
法兰克福的星星之火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当前已经遍及世界40个国家，2000余个城市，为视障者提供了达10000个工作机会，有超过1200万人参与过“黑暗中对话”的活动。
当商业精英遇到西藏盲童
当“黑暗中对话”体验馆在全球更多城市开设时，毕业于复旦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商科出身的蔡史印作为高管也在全球奔波，服务于通用电气、西门子、AIG美国国际集团和罗兰贝格咨询公司等国际知名企业。2007 年底，她离开通用电气基础建设集团亚太区首席技术官的职位，到德国汉堡和柏林建立了自己的公司，从事时尚生产和运营。2008年，一次在奥地利的经历将蔡史印带离了原来的轨道。她结识了盲文无国界组织创始人、西藏第一所盲童学校的校长兼创始人，萨布莉亚·坦贝肯 (Sabriye Tenberken)。与萨布莉亚的接触让蔡史印关注到了视障群体和他们的生活世界。2009年，蔡史印前往西藏盲童学校担任义工。“那些孩子教会我，其实人的价值不是通过赚多少钱，或者取得多高的社会地位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去改变多少人的生活，去影响多少人的生活。”与盲童的接触给了蔡史印很大震撼，也完全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怎样才能改变盲童的未来？迎面而来是是两大障碍：一是这些孩子在毕业之后，不管他们受过什么样的教育，或者有多么聪明，他们能够选择的就业的途径基本上是做按摩，或者是开一个按摩店。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公众认为盲人只能去做按摩的认知根深蒂固。二是相关的非营利组织需要把大部分的时间精力都花在筹款上，而非聚焦于做事本身，因此用公益的方式去解决问题难以持续。如何可持续地帮助视障群体并改变社会观念，是蔡史印离开盲童学校后一直思索的问题。2009年底，她走进了亚特兰大一家黑暗中对话体验馆，作为顾客感受了75分钟的黑暗，也寻找到了答案。让健视者体验视障者的处境，也让视障者发挥自己的特长担任导向员，通过门票进行自我造血，这一模式圆满地回应了她的困惑。加入这样的社会企业，做能够运用到自己的商业经验和知识的公益，蔡史印也明确了新的人生方向。
成为社会企业家
2010年，蔡史印加入德国对话社会企业（Dialogue Social Enterprise），担任全球首席运营官。2011年，蔡史印把“黑暗中对话”引入中国。2013年成立了中国大陆首家“黑暗中对话”体验馆，成都体验馆；2016年深圳馆成立；2017年上海馆成立。
“黑暗中对话”延续了德国总部总体模式和标准，但具体的运营方式是由蔡史印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出来的。“黑暗中对话（中国）”的总投资方是商业企业，每个城市的运营方是非营利组织，整个知识产权、培训都是用商业企业的方式做。首家体验馆开在成都，与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当时成都市锦江区拥有全国各区中最多的社会组织，但是这些社会组织都需要政府支持，而“黑暗中对话”可以是一个自我造血的榜样。通过与锦江区残联合作，“黑暗中对话”成都馆拥有了960平米的场地，体验场景模拟宽窄巷子、合江亭、杜甫草堂等成都景点，成为世界上首座以城市为主题的体验馆。在成都，“黑暗中对话”体验馆的路牌与宽窄巷、锦里这些知名景点被放到了一起。“黑暗中对话”的岗位需要特殊设定，在黑暗中是视障员工，运营和财务等工作由健视员工承担，因此员工总数多，相应的成本也高。如何管理多元化的团队？蔡史印坚持的原则是“我们对员工是一视同仁的，每个岗位都会有每个岗位应该做的事情。”视障员工缺乏职场经验，兼职员工比例高，身心障碍员工需要挂靠到别的单位……面对诸多管理上的困难，蔡史印通过培训，相互的磨合与理解逐个应对。“好的导引员可以从空房子里看到天堂”，为了提高导引员的质量，在初期阶段，蔡史印请来德国总教练做培训，给全职员工和大部分兼职员工每周花三个半天做内部培训。但培训之外的问题并不容易解决，成都馆2015年换过多个总经理，甚至后来团队集体辞职，被迫闭馆两个月。深圳馆的销售总监带着视障教练离职，在外面山寨“黑暗中对话”的模式，低价抢业务。当面对弱势暴力和不合理的要求时，蔡史印更加认识到，恰恰是社会的歧视与偏见使这样的现象发生了，这也是“黑暗中对话”的意义所在。如果有一天社会没有歧视与偏见，弱势群体也会更加自信自强，不愿被特殊对待，也就不需要“黑暗中对话”，这也是“黑暗中对话”的最终目的。
社会企业
“面对这些困难，社会企业家一定要有信仰，对此没有信仰的话碰到困难就很容易放弃”，蔡史印坦陈，在过去的近十年中，想过至少100次放弃，是信仰让她最终坚持下来。刚进入中国时，“黑暗中对话”会很强调自己社会企业的身份，但是中文语境下这个概念社会接受度低，业界认知分歧。于是“黑暗中对话”不再纠结于身份标签，而是专注于做事。蔡史印明白，“无论是社会企业还是商业企业，首要的衡量标准是生存，如果活不下去，那企业自身就会变为社会问题。”为了活下去，“黑暗中对话”形成了培训+体验馆的营收模式。“黑暗中对话”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给企业和团队做领导力培训、团建等。蔡史印越来越用商业企业的标准要求团队，黑暗中对话当前在市场上也有了很好的口碑，已经有了700多个客户，包括500强企业、知名商学院、大型社会组织、甚至政府。吸引他们来的不是因为“黑暗中对话”在做公益，而是“培训真的有效”。事实上，多数客户起初并不知道“黑暗中对话”是家社会企业，也并不知道这里有视障员工。黑暗把所有人都拉得平等了，社会地位、长相、肤色、服装……在黑暗中统统变得不重要，因此平等的对话与心灵的接触变得更为可能。工作坊的参与者将依靠视障培训师引导全程，在黑暗中完成所指定的团队任务，他们必须在极为有限的信息下做出决定，并在无法预测的环境中借助倾听、合作与信任，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通过短短半天的培训，人们在黑暗中调动更多潜能，学习信任彼此，团队的互信、沟通力就能有明显的改善。贝恩公司大中华区人力资源主管反馈到，“我们的员工都说这个活动是到那时为止参加的所有培训中最好的培训。”体验馆的租金与人工成本高，单张门票在100-150元之间，虽然可以做到周末基本满团，但是门票收入有人流量瓶颈（每团最多8人，每小时最多3团），所以光靠门票无法自我持续。但是向公众开放才能真正有社会影响力，因此用培训收入补体验馆，能够在三地基本做到自负盈亏。成熟的商业模式带来的是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通过多年的积累，中国大陆的总体验人数已经超过25万。“黑暗中对话”总共雇佣全职和兼职视障/听障员工前后达到80人，提供职业培训给视障/听障超过300人。“黑暗中对话”的创新性与融合性也逐渐被认可，2015年，“黑暗中对话”作为中国大陆首批，拿到了社会企业认证证书。2020年，上海黑暗中对话服务中心获得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向光奖”年度社会企业Top10。
这是一次奇妙的体验
精心的体验设计也让“黑暗中对话”赢得了公众的好口碑。目前“黑暗中对话”在大众点评上海、深圳、成都的新奇体验榜上均位列第一名。截至2021年初，上海体验馆在大众点评中的评分高达4.98，一共有814个好评，成都体验的评分达4.96，有747个好评。深圳体验馆的评分达4.95，有474个好评。从惶恐不安到收获安全感，有了对视障群体的同理心，更加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是评论区高频出现的表达。“黑暗中对话”的调查显示，100%的体验者五年之后都不会忘记体验馆活动及引导员的名字，90%的人会更加自觉地关注盲人的生活，34%的人愿意再次体验。一位客人留下了这样的评价“我只觉得内心另一扇色彩与想象的窗户被推开，另一个斑斓的世界在眼前绽放，人与人的距离也变得更加紧密。这是一次很奇妙的体验，是一次不错的与自己、朋友和伴侣对话的机会。若世界的灯火熄灭，愿有人能点亮你内心的烛光。
在危机中寻找新机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一切停摆，“黑暗中对话”前半年基本没有业务，7月份才慢慢恢复。上海体验馆租用的是商用场地，租金高昂，也需要负担人工成本。“如果是商业企业，可以选择先关闭，等一切都过去后再重新开始，但是社会企业需要考虑很多其他因素，包括我们的视障员工、社会影响力和传递给弱势群体的信心与希望，所以需要坚持下去。”这也是蔡史印认为的社会企业和商业企业的最大差异，即第一目标是否是解决社会问题。疫情也给了“黑暗中对话”一个提醒：单一商业模式具有脆弱性。蔡史印也由此去做新的尝试，与愿意给视障者提供用工机会的企业合作，设计线上课程，为视障群体提供线上培训。怎样能够持续发展下去，并扩大影响力，是黑暗中对话当前需要回应的问题。在优化产品、服务与商业模式外，蔡史印也希望能够优化组织结构。蔡史印担心“社会企业的创始人从某种角度会对企业造成限制，因为企业的创始和发展需要有不同模式的管理者。”因此近年来她一直在寻找更年轻的领导者，希望他们能够接过“黑暗中对话”的棒，用新的方式运作社会企业。
一起创造意义
独行快，众行远，在开展自身业务的同时，“黑暗中对话”也在努力与政府、社会组织、社区、盲校等机构沟通交流，推动有关视障群体政策、管理与观念的改变。越来越多积极的变化可以被看到：政策导向从帮扶关爱逐渐转向平等共荣、一些知名企业雇佣了视障员工、很多学校组织学生来体验“黑暗中对话”来对他们进行同理心教育。社会组织、社会企业之间的连接与分享也是推动彼此成长的重要途径。大家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有更多的交流可以少走些弯路。蔡史印希望“社会企业论坛能起到这样一个中间人的作用，把大家串联起来。”在蔡史印看来，未来社会问题的解决是往双赢的方向发展，解决问题的同时能够盈利。如果有一天某个社会企业上市，股民能够去买这个企业的股票，社会企业就可以撬动更多的资源，吸引更多人的加入到改变世界的行列中来。商业向善，会拥有巨大的力量，影响力投资在这方面也大有可为。光靠公益组织，力量会非常小，例如印度有全世界最多的公益组织和基金会，但是仍存在非常多的社会问题。公益组织能够推动社会的改变，但是根本的改变需要商业介入。影响力投资不仅能够给社会企业带来资金上的帮助，更重要的是能够推动企业管理的革新。影响力投资推动企业建立董事会等管理形式，让企业的运作受到更多监督，改变企业创始人或者CEO一言堂的局面。因此企业才能专业化运作，实现真正的发展，进而规模化，影响更多人。让社会目标不漂移，商业模式可持续，蔡史印的做法是把商业活动和公益项目做严格的区分，在财务与管理上完全是两条轨道。把接受社会捐赠的公益项目和企业做清楚的划分。公司董事会承诺盈利中40%用来分红，30%用于自身的持续发展，另外的30%则进入一个专门针对视障人士教育培训的公益基金——“黑暗中对话教育基金”。公司完全市场化运作，有捐赠也只允许进入专款专用的基金。捐赠与企业运作完全分开，保持了社会企业的纯粹性。“黑暗中对话”很早就成立公益学院，邀请各领域专家，给全国的视障群体提供积极心理学课程和职业培训。2016年，“黑暗中对话”发起纯公益项目——黑暗跑团，鼓励盲人聋人通过运动融入社会并被平等看见。黑暗跑团在三十多个城市包括国外城市举办了800多场活动，有5000多人次残障伙伴参加，组织参与了73场大型马拉松赛事。创造一个环境，让视障者把他们最大的能力展示出来，让人们意识到视障者不是 disabled，所以他们不是残疾，而是different-abled，只是不同能力。强弱优劣都是相对的，参差多态才是幸福本源，平等对待不同世界才会因多元而美好。从黑暗中对话到无声中对话、对话时间，从黑暗体验到暗中咖啡、暗中音乐之旅、暗中品酒会等，求变与创新让“黑暗中对话”体验馆更具有吸引力，也让观念的改变更为深入彻底。蔡史印一直记得一位教授的话，他说中国汉字用“生意”这两个字，很好地表达了商业的含义。“生意”其实就是创造意义，能够为社会创造更多意义、为人类文明创造更多意义的企业才是真正好的企业。本文由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专访蔡史印对话内容，及部分已有采访内容整理而成，内容受访者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