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凭什么不能分红？
来源：北京社启社会组织建设促进中心2019-01-22 11:57:00
▲ 社会企业（英文：social enterprise）是从英国兴起的企业型态，目前并无统一的定义。概括而言，社会企业从事的是公益性事业，它通过市场机制来调动社会力量，将商业策略最大程度运用于改善人类和环境生存条件，而非为外在的利益相关者谋取最大利益。其投资主要用于企业本身或者社会。与一般其他私有企业不同的是，它不只是为了股东或者企业的拥有者谋取最大的利润而运作。
社会企业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想从社会企业投资分配模式的左、中、右三种观点来分析异同。美国：创新、务实、不争论。全美一半以上的州通过“共益公司”（B Corp）法，通常要求企业必须在公司章程中声明企业的社会目标。大多数企业的社会目标通常与公共利益相关，如低收入人群保障、环境保护、公民健康、雇员福利以及科学艺术知识普及的教育等方面。他们在章程上有很多约束，约束自己的企业必须把社会目标放在第一位，这样对股东有约束，对管理者有约束，但美国700多家共益公司只有1家宣布不分配利润。所以利润之争在美国基本上不存在。英国：遭遇“资金黑洞”后向右转。英国的社区利益公司（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以前规定利润分配不超过35%，但是英国社企联盟2011年发布的《成长中的社会企业：社会复制调查》发现，社会企业遭遇了“资金黑洞”：因其商业特性，资助方不愿给予捐赠；因其特许经营社会特性，资本市场望而却步。最新发布的《2015年度英国社会企业调查报告》称：39%的英国社会企业认为缺乏资金支持是制约机构可持续发展的障碍，而主流中小企业受此困扰的只占5%。2014年的时候我们和英国社会企业联盟一起召开了一个中英社企论坛，我在发言时讲到社会企业利润分配有左、中、右三派。英国社会企业联盟首席执行官彼德·布鲁克说，他以前主张中间偏左，现在是中间偏右。2015年，英国政府取消了社区利益公司分红限额的规定。英美社会企业均无特别的税收优惠，为什么英国和美国他们还要进行社会企业认证，而且是非常严格的认证呢？社会企业认证的价值在哪里？这是因为获得这个认证可以获得社会对它们的认可，消费者对它们的认可。这种背书对社会企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美国和英国的消费者愿意进行道德消费。香港：坚持“极左”十年后改弦易张。香港社企总商会认证了500多家社企，但是“黑暗中的对话”这么好的个人投资却不被认定为社会企业，就因为它是规定了35%的利润可以分配。他们现在一年营收2000多万，真的做得很好。香港社会创业论坛主席谢家驹最近撰文指出：“过去十年来，不少非牟利组织创办的社会企业，在耗尽政府的资助后便难以为继。大量的事例证明，私人出资创办的社企比依靠政府资助的社企更具生命力，更能创造社会效应。可是，一直以来，私人创办的社企完全得不到政府方面的支持，两个政府出资创办的基金皆拒他们于门外。”但就在今年，香港政府放宽了资助限制，终于决定采取以35%为利润分配上限的方式，于下一个财政年度开始接受私人社企申请政府资助。由此可见，从全世界范围内来看，在“社会企业能否分红”的争论上整体是在向“右”转。尤努斯先生关于“社会企业不分配利润”的准则正在面临挑战。最后再来看看中国的情况：
中国急需社企认证和税收优惠吗？我觉得目前不需要。因为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减免税企业和社会企业的领域基本是重合的。如高新技术企业，农业生产企业，教育、医疗、养老，环保企业，在“老、少、边、穷”地区新办的企业，新办的城镇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福利工厂和残疾人就业企业等，这些领域都有减免税的政策。中国社会企业要不要给自己贴标签呢？千万不要！因为在国外，经过严格评估获得社会企业认证后，会受到社会的青睐，但在中国，一旦贴上社会企业的标签，马上会被道德绑架，鸡蛋里头找骨头，非得把你榨干、砸死，最后再踩上千万脚，永世不得翻身。所以在中国这个地方别贴标签，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别说自己是社会企业，也千万别说自己是做公益。你就说自己是企业，是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
如果我们把社会问题看成一个靶子，那些制造社会问题的企业，比如破坏环境、祸害员工、生产不安全食品，就是最外环的无良企业。良知企业可以打到八环，比如现在的互联网企业，互联网企业已经和公益融在了一起。瞄准十环、解决社会问题的才是真正的社会企业。所以说社会痛点是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的靶心。
比如浙江绿康医院，去年我去这个医院时，1400个床位一个空床都没有，甚至楼道上都有床位，平均年龄83岁，全部是失能失智的老人，这就是一个社会痛点。绿康模式针对“医院往外推、家庭难照料、社会有刚需、国家应担责”的老年特殊群体的服务难题；也基于发展老龄服务事业“政府有分工、部门各管账、九龙难治水、自己干不好”的政府公共服务管理困境；根据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建立惠而不费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的目标，赶上了政府“办事不操盘、财政重指引、服务社会化、惠民不费银”的改革好时机；走出一条国家政策指引和财政支持，专业机构运作，社会投资推动的“投资闸门开、民办公助兴、力排百姓忧、亦解政府难”的社会福利发展创新模式。
2006年绿康医院刚创办时只有25个床位，到2013年融资之前是700个床位，投资一年以后1400个床位，2016年已经有6782个床位，怎么会增长这么快呢？因为政府把花大钱建的养老机构转交给他们经营。宁波有一个养老公寓，上千套房子结果卖不动，宁波的地产商找到绿康医院，说免费给你们一栋楼，把绿康医院开进来。这个医院的牌子一挂，老年的公寓全都卖光了。你做得好，还怕自己不能发展吗？
还有一家社会企业，创办者以前是一名警察，后来辞职，还参加了英国大使馆和我们合作的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他做了一个社交软件，致力于为同性恋人群提供正面的引导和服务，现在全球的注册用户超过2700万，去年的估值是18亿，今年已经完成C+轮的融资，以后很可能就要上市了，这是一个世界级的社会企业。
再比如，银泰农业将累计投资逾150亿元，通过“园区+企业+农民”的合作模式，在河北干旱山区建设若干个生态、高效、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园区，把生态农业、创新扶贫和“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全食品供应融合一体，打造世界最大的影响力投资综合体。这些中国的社会企业是解决中国特色社会问题的，食品安全、环境、教育、养老、医疗、社区服务，这一类的事情也是国家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我大胆预测一下到2020年中国影响力投资的市场规模：养老产业8万亿、医疗健康8万亿、民办教育3万亿、环保产业5万亿、残疾人就业数千亿、普惠金融数万亿、扶贫产业数万亿、有机农业数万亿、家庭服务业数万亿！这些都是我们社会投资的领域，也就是说中央提出的“补短板、为民生”，属于供给侧改革调整的部分。
（本文人物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本文由李光根据徐永光在2016年6月9日第9次中华慈善百人论坛和6月24日第二届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联盟年会的发言整理而成，内容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