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蔚华没想到，影响力投资与社会企业会如此“吸睛”。

去年，应社会组织管理部门之邀，他给300人讲解影响力投资，报名却超过了1500人。

现场之火爆，让身为招商银行原行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的他意识到，不仅公益圈，投资界的新锐们也在紧盯这个领域。

无论是社会企业还是影响力投资，目前在中国均没有权威定义。一般来说，社会企业被认为是“以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机构”。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认为，对于社会企业的“三重目标”即社会目标、环境目标以及财务可持续目标，业界没有分歧。

至于影响力投资，马蔚华认为有两个原则，一是追求正面的财务回报，二是显著的、积极的社会影响力。“它介于传统公益慈善和商业投资之间，是公益金融的重要内容。”然而，关于“影响力”如何测量，目前国内外尚未有统一的标准。

当资本投向社会企业，就成为影响力投资的一种典型形态。随着人们对社会企业的关注度逐渐上升，“影响力投资”也被热炒起来。

5月30日至6月1日，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2018年会上，财新国际董事总经理李昕在开幕环节即发问：“中国有没有真正的社会企业？中国的社企是不是缺乏创造力，只会模仿或者复制？”

“社企”在路上

2010年，秦玥飞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到湖南农村当了一名大学生村官。头3年，他在一个名为贺家山村的村庄开展服务，尝试修水利、建敬老院、修路、为学校开通互联网、推进农村校车安全。虽有成效，但3年后，秦玥飞意识到这只是在给当地“输血”，“一旦离开，输血式资源就不会发生作用。”

另一个感受是，年轻人到农村去一定可以有所作为。“我们得搭建一套人才流动的机制，让真正优秀的人才愿意到农村去。”

“黑土麦田”公益组织应运而生，以青年下乡服务的方式带动产业扶贫。这些青年既有来自于清华、北大、哈佛、耶鲁等学校毕业的高材生，也有退伍返乡青年、打工返乡青年和留守在家的创业青年。秦玥飞认为，优秀青年的自身特长以及他们为贫困村带去的服务，可以促进产业机会的发掘和培育。

在黑土麦田“农村创客”计划的推动下，青年“扶贫创客”组织村民开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比如在湘西，“扶贫创客”带着村里留守的苗族妇女，发掘苗绣技艺做成产业，接海外订单，月均订单总额约10万元。

成熟优质的、以扶贫为目的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升级为公司，优质的“扶贫创客”在两年半服务期满后可以升级成为乡村创业合伙人。“创客”们有的进入知名投资机构，有的被国外名校录取。在未来，他们将成为优秀的农村创业致富带头人、高素质的基层公务员、企业中的农村市场专家等。

从“输血扶贫”到产业扶贫，再到“农村创客”平台式扶贫，黑土麦田的运营模式，逐步打破传统公益与商业之间的界限，被认为是一种社会企业模式的探索。

关于社会企业的定义仍有争论，去年的首届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奖评选环节，摩拜公司入围候选名单曾引发争议。然而以徐永光为代表的业内人士认为，在实践层面，扶贫、助残、养老、教育、环保等领域早已出现商业模式成熟的社会企业，它们在回应和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已具备规模化的要素。

今年，社会企业的争论渐渐平息。本次年会上，商业公司水滴筹粉墨登场，拿下“年度社会企业”及“医疗及大健康奖”两大重奖。评委们认为，这家公司在慈善法未予规制的“个人对个人捐助”即传统慈善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其被称为“社会企业”的根本原因。

天然“姻亲”

为促进国内影响力投资事业发展，南都公益基金会宣布，作为投资人出资5000万元参与禹闳资本新设立的影响力投资专项基金“禹禾基金”，致力于推动国内社会企业的发展。

这并非基金会探路影响力投资的初案。此前，中国扶贫基金会控股的中和农信、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控股的北京富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均有探索。

早在2010年，南都公益基金会即与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的社会企业家项目合作，持续4年对社会企业予以资助，共支出360万元支持24家社会企业。然而，实践证明，资助并非最好的推动方式，社会企业应有商业模式。

该基金会转而尝试无息贷款项目，却又遭遇两大挑战。

一是来自监管方面的阻力。《基金会管理条例》《慈善法》以及今年春节前发布的《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都没有禁止基金会直接投资企业，但监管部门对无息贷款这种模式不太理解：“为什么借钱给企业，还是无息的？”

二是人才缺乏。做投资需要专门人才，但投资行业与基金会行业的薪酬标准不一样，很难招到人。

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说，2015年，该基金会为社会企业工蚁坊提供无息贷款，签订的是捐赠合同，“我们以资助的形式给钱，工蚁坊还钱也是以捐赠的形式，这相当于君子协定，假如对方不还钱，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的。”

为了更加合规，第二个无息贷款项目是将资金捐赠给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通过其控股的四川省大邑县富平小额信贷公司贷款，为耳目网提供支持。

两次试水后，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无息贷款项目戛然而止，这并不意味着投资需求的“熄灭”，相反，基金会尤其是资助型基金会在保值增值方面的渴望更强烈，他们需要的是合适的路径。

南都公益基金会9年探索得出的结论是，做影响力投资需要一个“过桥机制”，要么像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那样控股专业投资机构，要么与专业的影响力投资机构合作，将投资与基金会业务相对隔离，降低投资风险。

问题是，中国有真正的影响力投资机构吗？

成立于2007年的禹闳资本去年曾拿下年会的“年度社会投资奖”。在创立之初，合伙人就明确了社会价值导向，将食品、药品、低碳等民生行业作为投资重点。2012年至2017年间，禹闳资本进一步明确把社会环境影响纳入投资标准。与南都公益基金会此次合作设立的禹禾基金，重点关注健康养老、文化教育、绿色农业、低碳环保这4个领域。

禹闳资本创始人、投资人唐荣汉说，从全球范围来看，2015年至2017年，影响力投资的规模增长了近70%。从禹闳资本投资实践来看，社会企业投资的回报率并不明显低于其他领域的投资。

“过去10年我们累计投资了30个项目，有16个项目已经通过IPO或并购的方式退出，投资周期并不长，只有6.2年时间，回报率可以达到25.6%（税后），表现比较出彩。”禹闳资本副总裁方巍介绍。

基金会与投资公司的联合，是影响力投资的新路径。两者几乎是天然的“姻亲”。目前大部分的社会企业来自公益组织的转型，这种转型的前提是公益组织的管理与运营足够成熟，具备商业化的条件。彭艳妮认为，在其创立到发展出成熟模式的阶段，基金会的资助可以在影响力投资的“前端”做好培育。

一旦资本投入社会企业，其发展的“中端”和“后端”便得以解决，但投资社会企业需要更多耐心。唐荣汉有亲身体会：“作为社会企业的外部投资人应有创业合伙人心态，更需要有耐心，并投入更多的精力给予所投企业帮助和支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影响力投资是一种有‘洁癖’的耐心资本。”

巨大空间

2015年，年轻科学家沈杰决定离开待了14年的物联网研究岗位，“想找个垂直行业，跳到‘坑里’去真实体验一下。”

第二年，致力于渔业的公司庆渔堂应运而生，公司业务并非自己养鱼，而是把物联网和渔业深度结合，服务养殖户。

“总体来讲，一是实现高效益提升，增加养殖户收入；二是高品质提升，今后的鱼可以更好吃、更安全；三是实现循环利用，达到零排放的要求。”沈杰说。

这家公司的未来3年规划中，年增长率保持300%以上，“这样可以实现1个农民带动3个农民的经济发展，到2020年可以服务12万用户。”

该模式被投资人看中，本届年会上，庆渔堂与江苏亲近母语文化教育优先公司公司分获禹闳资本1500万元和1600万元投资。沈杰透露，到2019年，公司将进入盈利发展期。与此同时，上海益老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则获得广州谷丰园健康产业投资公司500万元投资。

“中国自有市场非常巨大，无论哪个行业都是千亿级或万亿级的规模，只要技术与方法使用得当，都会成为今后创造财富、创造社会价值非常好的土壤。”沈杰说。

对此，徐永光深表赞同。他以水滴筹为例，认为如果个人大病救助的资金规模达到千亿极层面，就能批量地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在影响力投资的助推下，社会企业发展前景广阔，不逊色于商业企业，有望诞生某些领域的“独角兽”。

在投资端，马蔚华认为，按照联合国制定的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计划，我国要投入的资金总额在万亿美元级别，在政府投入和公益慈善领域资金总额之外，有着影响力投资发展的巨大空间。

为此，他出席各大活动场合发表演说，操盘资金总量达50亿元人民币左右的影响力投资，身体力行地助推影响力投资发展。

“虽然中国政府主流话语尚未有对影响力投资、社会企业的表述，但在理念上已完全和国际接轨。中国政府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与影响力投资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徐永光说。

前不久，四川省成都市政府出台专门文件，规定社会企业可在工商部门注册，随后开启了社会企业评定工作。政府在执行层面的推动，此为首例。

与此同时，深圳市福田区政府已开始试水影响力投资。

去年12月1日，该区发布了“关于打造社会影响力投资高地的意见”，为了打造“高地”，福田区打造5种业态：一是推动社会影响力债券出台，企业只要发社会影响力债券，政府补贴2个百分点，连贴3年；二是推动一批社会影响力投资政府引导基金子基金的设立，区级政府拿出引导基金110亿元；三是发展慈善信托；四是支持社会企业发展；五是鼓励社会责任型投资。

福田区副区长何杰透露，将引导组建1-3支社会影响力投资基金，董事会、理事会由社会知名人士组成，要求50%以上的投资范围在社会领域，其业绩提成的3%-5%，捐给特定的慈善组织。

政府打造“高地”，不仅要在福田区发展影响力投资，还更注重样本价值。何杰说，福田区打造社会影响力债券要具有“标杆意义”，要“探索出一些可复制、可借鉴和研究的债券或项目”。

作者：顾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