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7年6月12日上午10：50
主题：分论坛五——中国社会企业认证之路
主持人：袁瑞军 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讨论嘉宾：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徐永光；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附教授、美国“非营利与志愿部门季刊”主编郭超；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尤努斯社会事业与微型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赵萌；
AHA社会创新中心主任顾远；
北京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李涛。
以下内容来自各位嘉宾在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2017年会分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核。
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也是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袁瑞军，很荣幸担任本场研讨会的主持人，我们分论坛的主题叫“中国社会企业认证之路”，今天的分论坛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几位业界非常重量级的，具有代表性的老师们，他们将就这个话题提出他们的意见，同时我们也会开放一些时间跟大家讨论。一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人民大学的赵萌老师就中国社会企业认证标准的介绍和说明，第二部分，圆桌论坛，第三部分是中国慈善展览会发布今年的工作计划。
我们非常荣幸有一个研究团队，从去年的7月5号开始启动了一个研究项目，是受中国社会企业，目前主办本次大会的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的委托，億方基金会在中间担任了很重要的协调和引导工作，我们组织了一个跨学科、跨学校的研究网络。最近统计了一下，核心参与团队的研究伙伴一共有35人，其中差不多有1/3是老师，1/3是硕士生、博士生，也有一些高年级优秀的本科生参加。在这个研究团队当中有理论研究，国际研究，中国研究，几个大的部分，基本上是一个全景式描述了全世界目前社会企业及其认证发展现状，对中国的社会企业也进行了一些调查，我们叫社会企业利益相关方调查，在这个屏幕上是这次会议期间的调查问卷，我们也在会议的群里发起，希望大家能填写问卷，我们更深的，更广泛地了解大家对这一块儿的意见。
下面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赵萌教授介绍一下概念框架，有请！
赵萌：非常荣幸，有机会介绍一下团队研究的成果。首先我想说明一点，我们这个研究框架是偏实务的，为中国社会企业认证提出更加严谨，更准确的框架做的一个东西。实际上，什么是社会企业，以及怎么分类社会企业，这本身有不同层次的探讨。在基本的认识论上，大家觉得社会企业的本质是什么，社会这两个词怎么定义，我们也讨论到，在具体的指标上，是不是足够清楚的可以被严格界定出来，是不是能够取得全部的共识，没有争议。
我想先说一点，今天的讨论不是在认识上的讨论。我们提出这个框架说明，前提假设是框架认证是必须的，认证也一定是好的，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的结论，这是认识论上的东西。今天要介绍的是相对方法论上的，我们提出的框架，我们认为合理的判定社会企业的思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框架实际上是基于现在13本国际上最权威的组织管理，郭老师担任主编的非营利的领域的最优秀的国际杂志，包括社会企业的杂志，文献检索超过200篇，还有就是对目前国际和国内最优秀的一批社会企业的案例分析，我们基于这两点分析，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个访谈，第一手这些材料的收集，提出了一个框架。
我们的分析，目前国际和国内对于理解什么是社会企业，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二元分析的思路，怎么判定社会企业，主要是根据一个组织的社会属性和商业属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当然我们常说的，社会企业这种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这个思路核心的体现。但是这个思路，我们觉得实际上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纠结于这样的问题上，经营收入多大的比例才叫社会企业，或者不叫社会企业，或者有一个组织，大家有人觉得过于商业化，有人觉得其实它的社会目标挺清晰，它是不是社会企业。
还有一个问题，利润分配的标准问题，实际上在中国，甚至国际上很多国家的现状是什么呢？大部分的社会企业没有达到盈利的程度，或者即使盈利了，我觉得我现在还不适合分红，并不是因为我不想分红，是因为我现在还没到那个阶段。甚至我想分红了，不想分红了，但是过一段时间，由于组织经营的复杂性、环境的变化，我可能又需要改变我分红的比例。如果我们纠结在具体的比例上，我怎么能确定地知道你是不是社会企业呢？所以我觉得二元分析法本身内在有一定的局限性。
现在第二种思路，实际上是社会创新的事情，他们认为你的商业盈利模式，你怎么挣钱这件事情，你是不是一定有从市场经营上能够取得收入这件事情，并不是核心的判定社会企业决定性的标准。最主要的标准还是要看它的创新性和企业家精神特征的标准。类似，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就是用符合企业家精神的方式来创新性的，可持续性的解决社会问题。与其说我是用商业手段来推动社会变革，不如说是用企业家精神来最大化我所识别出的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这里面就牵扯到一系列的企业家精神所包含的内在的内涵、能力，比如说你的机会识别能力、创新能力、调动手头不具备的资源的能力，包括管理风险的能力，预防你的社会目标漂移的能力，这一系列的能力组成了社会企业家精神，我们认为这些元素是界定社会企业的一些必要的元素。
所以，我们这个界定框架，我们是符合第二类认识的。我们实际上是把企业家精神，而不是盈利模式放在界定社会企业的核心位置，这样实际上我们是回归到了在20多年前，一批学者提出来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精神概念的时候一个重点，一个初衷，真正重视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提出一个简短的社会企业的定义，和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企业的定义，抛砖引玉，跟大家讨论。
简短的定义，社会企业就是用符合企业家精神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但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同时你的社会目标不会轻易产生漂移，这是什么意思？我后面简单做一个介绍。
更完整地定义，实际上就是基于框架提出的四个标准来判定一个组织是不是社会企业。四个标准组合在一起就是更完整的定义，社会企业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优先组织目标的，这一点通常争议不是很大。
第二点，你是怎么识别这个机会的，你识别的社会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目前都没有有效解决好的，政府和市场存在双失灵的领域。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实际上现在大量国内对于社会企业是不是社会企业的探讨，社会问题的领域和本质到底是什么？比如说很多人讲，我就是卖有机食品商店的，你说他有没有解决社会问题？有的说我可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但是我们知道食品安全问题是全链条的事情，可能从上游种植的食品安全，到供应链，到配送都存在食品安全各个方面的问题，再到你最后销售的，在商店里卖的这个东西。如果我只是针对后端，我开一个有机食品商店，这算不算是社会企业，目前我们认为在中国开有机食品商店的纯商业企业大有存在，而且效益好得多，如果只是纠结在这一点上，就不符合政府和市场双失灵的机会识别的标准，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去探讨，至少我们提出了一个参照的依据。我们提出这个东西，也是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界定社会问题是不是我们大家理解的社会企业应该解决的社会问题。
第三个标准，创新性的问题，解决社会问题模式的创新性，什么叫创新性后面我再做简单的介绍。
最后一个标准非常重要，就是社会目标不能轻易漂移，具体一点说，一个组织，社会企业都有商业和社会的两个目标，虽然你的社会目标是优先性的，但是商业目标也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你对商业目标的追求不能损害你的社会目标，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特别是我们调研了许多，有大概几十家中国的社会企业以后，我们发现有一些在表面上，大家公认他是社会企业的组织，实际上他内部的漂移的风险是非常大的。首先他没有一个具体的行为或者是机制能够确保他不会漂移，其次，他甚至从主观上，就可能把解决社会问题这件事情当做他实现商业目的的手段。但是这个东西我们不进行定性的调研，我们是不会发现出来的，这促使我们认为，应该把这个元素加在对中国社会企业的界定上来，这是一个更完整的界定。
我简单介绍一下这四个标准。刚才提到四个判定性的标准，我们还提出两个区分性的标准，当你符合判定性标准的时候，你是哪一类的社会企业。四个判定性标准，第一个，组织优先性目标，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你的组织成立的初衷是要解决一个很具体的社会问题，而且这个社会问题是用来知道你的社会角色和活动的核心的东西。一开始不应该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但是这里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不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不能说明你就是社会企业。比如说双重底线企业，三重底线企业，都是说我要满足更广泛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但是最核心的初衷，是不是要解决很具体的社会问题，而且这个社会问题是用来指导你决策的标准，这是很关键的。
第二点，双重失灵。
第三点，创新的标准怎么判断，我们经过文献梳理，整理出9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模式，这9种模式，只要你符合其中任何一种，都能让你明显地区别于已有的传统公益慈善方式，并且比已有的方式更能实现财务可持续，你属于这9种之一。但是在有些社会问题领域里，即使你符合9种之一，还不能准确地判断你是不是有创新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看什么呢？就要看你的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以及你的应用情境，是否具有足够的新颖性，所以这两个标准，相辅相成，放在一起可以判断一个组织的创新性。
最后，行为或者是机制来保障你的社会目标不会漂移，比如说很关键的一点，你的治理模式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民主、透明的治理模式，但是这一点在中国情境里广泛是不适用的，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要看你对目标市场的选择，对目标客户的选择，对投资人的选择，要看组织内部的文化建设和团队的身份认同，组织增长进入一个新的业务领域的角色的方向是什么，我也要看你组织的愿景定位是什么，我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判断社会目标不会漂移，一系列相对定性的，经过深度调研才能准确了解的指标，才能进行准确的判定，并不是说这是不可操作的，我们可以让它更具有操作化，核心是我们一定要经过深入的调研才能了解这个东西。
我再简单介绍一下，当你是社会企业的时候，我们把你分成两类，一类叫公益型社会企业，一类叫市场型社会企业。公益型社会企业，首先你的组织形式要是合法注册的社会组织，其次，你可以没有市场收入，这是我们基于现有的理论和一些案例调研发现，国际上一些最有影响的社会企业，具有共识的社会企业完全没有市场经营收入。但是我们判断这样的组织，主要是依据你的创新性和你的社会影响，和你的企业家精神。像这样的组织，如果主要依赖外部资助、捐赠，或者是政府的资助，我们认为你是公益型的社会企业，如果你符合这四条判定性标准的话。
市场型的社会企业是大多数了，首先，你可以是合法注册的社会组织，你也可以是公司，根据《公司法》注册的商业企业，你必须有市场经营收入，可以是部分，可以是全部。这里面，如果你是社会组织，又有一部分商业收入的话，我认为你是属于那种创收型的公益组织。如果你是公司，你有市场收入的话，我认为你是社会目的公司，就是你的社会目标是优先的公司。
这是九种模式，就不讨论了。
这是判定过程的新颖性。
这一点我稍微提一下，经过我们的理论研究，有十种社会企业可以采取的收入模式，就是钱从哪里来，前三种，实际上大家看到，它不是市场经营收入，但是它是可以形成一个持续的、稳定的外部收入来源，可以是政府资助，可以是有比例的企业捐助等等。后面的七种都是不同的市场收入。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根据我们判定的标准，我们说了公益型企业，社会型企业里面分为创收公益类，社会目的公司，还有一类我想简单提一下，社会事业类，这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教授提出来的Social Bisiness的概念，跟前面有什么区别呢？它是一个纯粹的，有经营收入的，甚至是盈利性的商业企业，但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而且一分钱都不能分红，不是因为被迫不能分红，而是自愿的，在和股东的合同里就签得非常清楚，一分钱不能分红，股东是完全接受的，这样的才叫社会事业，目前阶段不确定中国有社会事业，但是至少我们把它放在这里面，也属于大的社会企业的类别。市场型的社会企业里包括这三种类别。
现在社会上经常讨论共益企业的概念，有很多人说这个是不是社会企业？就是看是不是符合四点判定标准。有一些共益企业，比如说昨天晚上获奖的第一反应，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是非常清楚地符合四点判定标准的，这一类的共益企业是属于社会企业类的共益企业，但是还有大量的共益企业，不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核心组织目标的，这一类叫非社会企业类的共益企业。再后就是普通的商业企业。
这一张集中在认证指标上，因为我们要谈的是一个认证的指标体系，现有的认证指标体系可以说在这个位置，就是说它很简单，很有操作性，但是它的问题在于过于简单。我们现在在左边想提出一个相对严谨一点的理论的界定体系，我们基于理论的界定体系，中间取一个中值，想让现在的认证体系更多的靠一些理论体系，更严谨一点，但是同时又具有可操作性，这就是基于现在的认证标准提出的认证指标。比如说，在社会目标优先上，我们说你的《章程》必须这样载明，你的变革机会上我们怎么看，你的创新性，刚才我们说了有两步走的标准，你的稳健性上面，我们要看你的目标市场选择，你的治理结构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是我们提出的下一届认证，或者是下下一届认证，希望组织专家委员会可以具体集中在这些指标上来进行判断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我们中期研究的一些成果，再往后，我们会有一些更加完善的结果。
非常荣幸向大家汇报，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赵老师，非常全面地，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基本的框架也都说明了。我们想特别说明一下，这样的框架是经过研究以后提出来的，实际上国际上现在社会企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结合普遍的说法，结合中国的现实，提出这样一个，不是直接的，而是一个参考性、指导性的。基于今后、未来任何一个机构、地方、行业想做社会企业认证标准的时候，在这里面可以选择适用自己的标准来做认证，是这样一个参考性的、理论性的框架，具体的指标还有很大的展开的余地。
现在有请圆桌环节的嘉宾上场，他们是：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徐永光；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附教授、美国“非营利与志愿部门季刊”主编郭超；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尤努斯社会事业与微型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赵萌；
AHA社会创新中心主任顾远；
北京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李涛，首先欢迎他们的到来。
第一个环节讨论的话题是我跟社会企业的缘分，因为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走到这个领域，每位说之前，我们还是按照这个顺序，徐老师、郭老师、顾老师、李涛主任，他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先听一下，如果我觉得介绍不够的时候，我再补充。
徐永光：十年以前，2007年，厦门五齐学校的创办人张芳来找我，他是厦门大学EMBA毕业，他在2005年的时候就写了《用商业模式来解决农民工的发展》，他要把农民工培养成白领，到2007年，已经在厦门开了40个教学点，已经培养了8万名农民工，很多都转型成为白领，是一个奇迹。国内一些专家发现了这个社会企业的楷模，告诉他你一定要宣布，我是一个公益机构，我是做慈善的，他接受了，他就宣布，我是公益机构。一宣布，马上陷入困境，学员不愿意交费了，原来他们愿意交三千到五千块钱来接受培训，他说你做慈善，就应该免费，学员不愿意交费了。他又找一些新的商业模式来营收，在40个教学点建40个小卖铺，理事会，北京的一些大专家做理事，说这不行，我们有风险，我们不决定。他的营收也搞没了，另外一个专家自己建了一个同样的模式，攻击他，说他的工资很高，管理团队工资很高，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就把他毁掉了。
十年过去了，张芳现在在厦门还有16家培训学校，培训点，但是他常年亏损，现在一直亏损，再也恢复不了元气，好好一个社会企业，用你是非营利的，不能分配利润，一下把它毁掉了。
主持人：大家都知道，徐老师是中国希望工程之父，是我们在90年代最早期的公益慈善项目中国的楷模，他刚才讲到，2005年，在自己的实践当中碰到的项目，是徐老师转向社会企业很重要的机缘巧合，非常有意义。可以看到，社会企业在我们的制度空间里面没有位置的时候，生存状态悲剧的故事。我们希望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起点，今天讨论的起点，社会企业的必要性。下面有请郭老师，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在美国的非营利界是最主要的代表老师，三年前出版了《社会企业家精神》的专著，有请郭老师。
郭超：很多在座的朋友可能不知道，社会企业这个概念最早是80年代初的时候由非营利研究的学者提出的，后来在90年代初开始被业界，学术界其他的领袖把它发扬光大，我跟社会企业开始的缘份是2007年，我在乔治亚大学任教的时候，在美国比较早开设这门课程，我对这个概念非常有兴趣，所以我就发生了社会目标的漂移，我对这个课程比较感兴趣。2016年出版了一部英文的著作叫《社会企业》，去年又在永光老师的带领下，人民大学成立了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过去三年里，我参与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项目，是社会创新的项目，宾夕法尼亚大学有一位任教授，他在任教的时候开创了一个项目，带领宾大的学生和老师，和刚刚从监狱服刑出来的人群合作，帮助他们创业的项目，这个项目到现在已经完成了三年，正在进入第四年的酝酿阶段。
主持人：郭老师是2007年，徐老师是2005年，我们的问卷里问您是哪一年，请大家一定扫那个码，帮我们填问卷。顾远老师是国内社会企业方面非常著名的倡议者，也是走遍了全球，看到各种模式，经常发表震撼力意见的代表，我们听听顾老师从什么时候了解社会企业的。
顾远：我刚刚大概回忆了一下，可能是介于徐老师和郭老师中间，大概是2006年、2007年最早接触到社会企业的概念。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人的信徒，彼得德鲁克，他所有的著作我基本上都精研过，我自己以前还讲过德鲁克的课程。他很早的著作里就提到了社会企业、社会创新这样的概念，未见得跟现在完全一样，但是他很早就提出了企业其实不是以追逐利益最大化为自己的最终使命的，而且天然的，并且必然的是要跟社会问题结合的，这些概念其实很早就在我心里面扎根的，我对这个问题非常有兴趣。
到2006年、2007年国内非常少的出现这个词，我觉得2007年编译局出了一本增刊，可能是第一本正式的、详细地介绍了社会企业概念的期刊，2007年，非常早，通过那个开始知道，原来真的有了，原来德鲁克是在书上写的，更多的是一种倡议性质的，后来一看，已经真的在做了，非常好，我就开始有兴趣深入研究它。2010年的时候，我在英国学习阶段的时候，拜访了大量的社会企业，包括后来去各个地方，能看到很多的社会企业，与之相关的机构等等。包括在国内，自己也会主动推动我心目中的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精神是什么样的，寻找相应的人，做什么样的项目给到他们支持。包括我们最近几年做的创业加速器，也是在支持，特别是教育领域里面的社会创业机构，帮助他们走好创业这个阶段。换句话说，我们已经不仅仅是在理念倡导阶段，我们更多的是在把很好的理念真的做出来，并且我们让这些有想法的创业者，这些具有社会企业家精神的人能够得到相应的支持，把他认为好的东西真正的做出来，惠及到更多的人。
主持人：德鲁克教授大概是92年还是93年的书特别强调，在21世纪将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的世纪，绝大多数人都会被非营利组织雇佣，为他工作，他整个预测21世纪将会是这样的状态。非营利组织和社会企业的概念，实际上是可以相通的，我们相信，我们现在在座的，在这个行业的现在很多人成为社会企业的信徒，觉得他是我们共同的未来。
德鲁克大师，以及其他的很多朋友，刚才顾老师提的编译局的团队，我也很高兴，现在他们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我的同事，他们都来到我们学院，我们在一起办公，我们现在实际上可以一起把这个概念推广开来。
第四位嘉宾是李涛主任，在座大多数朋友可能都非常认识，我非常非常尊敬李涛主任做的事情，他也是非常扎根于基层20多年，原来是一个记者，现在不仅做自己的协作者这样的机构，同时还做社会组织支持性的平台。在微观上，他自己操作一个机构，也有这些社会企业的各种尝试，在宏观上，他实际上为了这个行业的发展，政策各个方面的支持，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不仅在北京有，还有南京，还有全国分布的网络。我特别请他来，在实操的层面上看社会企业的必要性，更加有代表性一些。
李涛：我是96年的时候开始关注农民工的话题，当时帮着大家去做师资班、扫盲，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他们依然是缺乏自信，而且非常边缘化。再后来我就想，有什么样更好的办法，能够更好地协助他们去还原他们从一个廉价劳动力到人的角色的转变，后来觉得一定要非常系统的，用赋权增能的视角进行介入，我们就持续的，一直到2013年专门创办了协作者，依托组织的平台和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进行介入。社会创新，2012年获了中国社会创新奖。
社会企业这个概念最早是99年的时候，我带了一批打工者，志愿者，我们去香港寻求解决之道，在香港发现很多劳工合作社，还有二手店，那时候没有人告诉我那叫社会企业，那就是一种工人组织起来的方法，通过这个方法，自己养活自己，使自己的组织可持续。但是我走访的那些几乎没有一个完全靠它能够盈利，能够活下来，它有很多的捐赠。
再下来，关于社会企业这个词提出来，我也忘了哪一年了，八九年前，最早是英国文化发展处举办社会企业的培训，我特别感兴趣，觉得这是多了一个选择，就安排我们同事去参加培训。同事回来以后也是似是而非，我后来自己又去学了一遍，发现要是完全往社会企业去转型，或者是创建一个社会企业的话，我的精力是不够的，人的精力真的是很有限。但是我们把里面一些很好的，用市场化的方式来配置资源的机制引入进来，把服务人群更好地按照他的服务能力进行细分，对我们的服务系统做了一些改造，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渊源。
主持人：赵老师，您什么时候知道社会企业概念的，跟社会企业结缘的时机和背景。
赵萌：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2005年底，因为我在的学校当时成立一个中心，Sikeer社会研究中心，当时也是最早的英国的一批人他们在关注社会企业，提出这个概念，开始写概念，写理论，那个时候Google搜索“社会企业”这四个中文字的时候，词条非常少，就算有的话，谈的也是政府的企业，我们要办社会的企业，是这么一个概念，而不是现在的概念。后面继续读书，读博士，慢慢研究，就聚焦在这个领域了。
主持人：赵老师本科是人民大学经济系，博士是在牛津大学商学院，E-Bay的创始人，有一个在世界最早最高的论坛，那次年会是两千人，咱们这边非常少的人（去参加），大概就是王振耀老师，张红岩，吕朝。有一种感觉，中国的社会企业真的是一个小小国，在国际的版图上可以忽视掉你的存在。赵老师从那儿回来，做了很多的（工作），我最早读的时候，我以为赵萌是一个女生，读了各种各样的介绍，现在我就特别高兴，我在推动这件事情的发生。总体来看，确实也是世界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这个小本子的最后一页，我们实际上收集的论文上千篇，最近的对那个很明确的709篇做了国别，研究国家的论文做了一个调研，大家可以看到前面非常非常矮，到2008、2009年开始抖得很厉害。现在各位老师都是领跑者，他们基本上是在05左右，06到08这段时间是一个高峰，大家开始走进这个领域，非常有意思。
分论坛五：中国社会企业认证之路（中）
分论坛五：中国社会企业认证之路（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