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扶贫基金会与社会企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先后创办了两家社会企业，分别是中和农信公司和中和农道公司（善品公社）。

中和农信于2008年创办，为农户提供小额贷款服务，解决农户贷款难题。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改革开放之初，银行在农村的业务逐渐收缩，农民难以得到相应的金融服务支持，中国扶贫基金会借鉴尤努斯教授的格莱珉银行模式，以“民办非企业单位”（ 民非）为主体在贫困地区开展小额信贷项目。到2008年，我们的项目发展到几十个县的时候，因为满足不了农户的巨大资金需求，就找到银行，希望利用贷款支持项目发展。这时候才发现因为我们的项目主体是民非，无法满足银行贷款条件，根据当时的政策，银行贷款只能以公司为承贷主体。我们于2008年成立了中和农信公司，虽然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社会企业的概念。

截至2019年底，中和农信已经在全国20个省345个县落地实施，累计600多万农户从中受益，贷款余额112亿元，户均余额2.6万余元。项目成功吸引红杉资本、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IFC）、蚂蚁金服等投资机构成为战略投资者。

善品公社的诞生也是基于现实的需要。在电商逐渐进入社会公众视野时，中国扶贫基金会敏锐地捕捉到了创新的机会，尝试通过电子商务解决农产品卖不出去和卖不上价的问题。当时公益组织不能注册淘宝店的平台规则使得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第二家社会企业变得迫在眉睫，中和农道公司也就随即诞生，运营的品牌为“善品公社”。主要是以企业的方法，利用电子商务机遇开拓农产品销售的渠道，帮助贫困农户以市场为导向，以合作社为平台进行生产经营，从而帮助农户摆脱贫困境地。自2015年成立，截至2021年6月，善品公社业务已涉及19个省92个县，培育优质农产品50个，建立品控管理示范基地195329亩，管理范畴惠及36347户农民 （其中包含了418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虽然2015-2019年善品公社用了五年时间总共只发展了35个项目县，到2020年，在受到疫情影响的情况下，业务范围却一下扩大到了92个县，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超过了过去五年的项目县总和。

善品公社品牌的第一个产品是四川雅安石棉县的黄果柑。在善品公社团队的帮助下，从2016年到2020年，石棉县黄果柑的品牌估值从6个亿增加到10个亿。去年全国柑橘大丰收，导致柑橘类水果价格普遍下降，石棉黄果柑的市场价格也很不稳定，收购价格从原来的一块多钱降到了五六毛钱一斤，质量好的也仅能卖到八毛钱。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市场销售渠道和价格形成机制，善品公社认证农户的销售价格始终稳定在一块二以上，有效保障了种植农户的利益。4月中旬我们跟阿里巴巴旗下的芭芭农场做了一次活动，一个晚上就销售黄果柑13万单，基本上把今年合作社剩余的果子都消化掉了。大家由此可以看到善品公社作为社会企业的作用和价值。

一开始善品公社的品类很少，规模很小，供应链也不成熟，我们的微商城甚至经常处于断货的状态。现在规模虽然也不算大，但是任何时候进入商城，至少都有两种以上的优质助农产品在售。相信随着我们产品基地面积的逐步扩大，销售渠道的进一步畅通，善品公社助农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下面是善品公社的二维码，有兴趣的朋友扫一扫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微商城，体验一下善品公社的产品和助农模式。

社会企业最开始引起我们的关注，是因为它解决了我们的一个现实问题。我们创办中和农信公司的初衷很明确，就是因为当时只有以企业的形式才能解决我们的小额信贷项目融资、团队稳定发展等瓶颈，更好地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但是经常有人不理解甚至质疑，中国扶贫基金会为什么要做一个公司？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小九九？因为在一般人的意识中，公司就是为个人谋利的，是和基金会的公益宗旨相冲突的，即使解释也不一定解释得清楚。后来接触到社会企业的概念，我们才知道原来用企业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早就已经成为国际通用的社会创新，很好地回答了我们创办中和农信公司的合理性问题。

从中和农信到善品公社，我们从不知道社会企业概念，到了解它的内涵、研究它的机制，到有意识地运用这一工具解决社会问题，是一个认识不断加深的过程。在十几年的探索过程中，我们不断学习、实践社会企业的方法，也一直在思考社会企业的价值所在，形成了以下这样一些认识，我归纳为五个方面的思考，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个思考，当今最大的社会问题是什么？

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我们长期从事扶贫工作，所以特别关注贫富差距问题，我认为当今世界，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贫富差距问题，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贫富差距过大造成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和社会资源的浪费，贫富集团之间矛盾加深，市场交换难以进行，人数众多的底层集团没有购买能力，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年轻人缺乏上升机会，社会发展失去动力，甚至引发社会矛盾、暴力冲突等恶性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无论是此前美国的特朗普当选折射的美国社会撕裂、欧洲的黄马甲运动，还是我国当下年轻人的躺平心态、令人震惊的无差别伤害事件，追问其底层的逻辑，似乎都与贫富差距问题不无关系。

第二个思考，贫富差距为什么会不断加大？它的底层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地方，财富集中现象就往往会成为无法遏制的社会痼疾？

探讨财富分配问题的根源，恐怕需要我们回到财富创造机制和现代企业制度里去，先看看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创造财富，积累资本的作用是怎么发生的。

现代企业制度的诞生以400年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为标志，而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规模化工厂是1769年出现在英国诺丁汉的水力纺织厂。现代企业制度诞生以来不断演化完善，但归结起来离不开几个核心要素：

一是确定了公司的法人地位，法人地位的确立解决了公司主体的合法性问题。比如英国皇家东印度公司，就是经过皇家特许的。没有法人地位，就是非法组织。

二是股份制，股份制的发明让公司动员资源的力量空前增强。在股份制还没有普及的大航海时代，哥伦布要获得航海所需资本只能找西班牙皇室这样的出资人资助。即便对于富有的皇室而言，这样的风险也太大了，更不用说除了皇家之外还有谁有足够的财力独力承担这样的风险。而公司股份制的发明，一方面让普通人也可以参与投资很大的项目，另一方面让公司动员资源的力量空前增强。

三是有限责任。责任有限的规则能够最大限度地控制投资人的风险，保护了投资者的积极性。股东承担的责任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即使投资的生意失败了，哪怕船队的船翻了，人亡了，也不需承担股本之外的损失，最大限度上保护投资者的积极性。

四是资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相较前几点这个更为重要。公司在现代企业制度框架下可以实现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了这一制度安排，资本就可以一直雇用最聪明的头脑来为其盈利，可以让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佳的效果。

还是以航海探险为例，虽然航海活动一旦成功会带来巨大的商业回报，但是在成功前必须要面对大风大浪。投资人有资本但也看好其价值，但可能不愿意亲自去冒巨大的风险，而哥伦布艺高人胆大，有航海技术并且愿意去冒险，却没有资本。有了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制度安排，投资人就可以放心地把自己的船队交给哥伦布，所得收益大家按约定进行分配。

因为现代企业是现代资本的化身和工具，现代企业制度中的这几个要素一经确立，资本就可以实现经济要素的最佳配置，形成了强大的繁殖能力。因为资本可以雇佣最聪明的人，控制最好的原材料、科技等经济资源，创造更多的财富，然后又获得更多经济资源，创造更多财富。如此循环往复，结果就形成了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加入了这个资本循环的人雪球越滚越大，财富越来越多，没有加入的人相对的财富份额就会越来越少，而资产证券化、股票交易市场、互联网等现代市场制度、科技工具的普遍应用放大和加速了财富的聚集效应。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加速集中、贫富差距无限扩大背后的机制和原因。

现代企业制度一经诞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出了人类前所未有的财富。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末，也就是两百多年的时间，在美国产生了令人震惊的财富集中现象，形成了巨富集团。在权力鼎盛时期，J.P.摩根、约翰·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内基三人财富价值的总和相当于现代的1万亿美元以上，其中仅洛克菲勒一个人就占了当时美国国民经济1%的财富。

一方面是财富的无限集中，另一方面是没有加入这个循环的底层人民的生活面临巨大的困难。洛克菲勒、卡内基和J.P.摩根等人越来越富有，可更广大的工人群体却在挣扎度日。彼时超过90%的美国人生活开销少于100美元，普通工人每天的收入不到一美元，远远低于贫困线。整个美国工厂的工作条件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一年里每11个钢铁工人中1个会在工作时死掉，美国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引自拙作《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之路》）。1892年，钢铁大王卡内基位于宾州的一家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资方雇佣的枪手与工人发生冲突，十几个工人被枪杀。以此事件为标志，当时美国资本的力量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程度。残酷的事实表明，资本的力量如果没有约束、没有对冲，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将不可持续，甚至会走向崩裂。

第三个思考，怎样才能缓解贫富差距，避免贫富差距无限扩大的后果？

目前我们知道的就是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二次分配无疑是当前世界各国解决分配公平问题最有效的手段，尽管不同国家二次分配的政策取向和实际效果差异很大。但是这不是今天要讨论的重点，作为基金会从业人员，我着重讨论一下作为三次分配重要载体的公益基金会的形成机制和局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洛克菲勒、卡内基等巨富集团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开始转变，不再谋求聚敛更多财富，而且要把自己的一部分财富贡献给社会。他们纷纷捐出巨资设立基金会，开展有组织的公益慈善事业，提供公共服务，开启了现代慈善事业的先河。因为以上的背景，基金会的设立，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对现代企业制度带来的贫富差距无限扩大的后果进行对冲和补偿的性质。但是由于这是富人良心发现的自觉行为，而且定位上仅仅只是散财的工具，所以基金会在组织运营上缺乏现代企业制度那样强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同上）

首先从资源的来源上看，现代企业借助股份制、有限责任等机制，充分调动了人的积极性，理论上可以无限地动员资源；而基金会的公益捐赠是利他的自愿行为，没有制度性的约束，和企业相比，其来源是有限的、不稳定的，这决定了公益慈善的捐赠总量和社会财富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国公益基金会发展了30多年，目前每年的社会捐赠总量维持在1000亿左右，占GDP的比重仅仅千分之一。其次从资源使用上看，资本除了一小部分作为分红用于消费，大部分是可以循环投入再生产不断增值的。然而公益基金会的捐赠收入，按要求第二年至少要花掉70%，缺乏像资本那样的繁殖再生能力。因为上述这样的原因，现代公益慈善机制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但在现代企业-资本机制面前相形见绌，很难有效对冲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的趋势。

第四个思考，作为一种社会创新，我们怎么看待社会企业的价值？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顾一下社会企业是如何诞生的。业界公认的首个社会企业是英国的罗奇代尔合作社，诞生于英国工业革命狂飙突进的19世纪中叶。社会企业很长时间内都是工人、失地农民等无产者的合作机制，以联合抗衡资本的剥削为目的。虽然社会企业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大量借鉴了企业的方法，如股份制、理事会等，但是因为缺乏资本，社会企业的力量和作用始终是有限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英国政府看到了社会企业在促进就业、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的独特价值，并出台系列法律、措施积极推动社会企业发展，才逐步地让社会企业发展起来，成为国际公认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方法。而即便是在社会企业发展最好的英国， 2018年的GDP总量中，社会企业也只贡献了2.8%的份额，更不要说其它地区了。我们认为，社会企业的潜力和社会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我们认为社会企业有两大价值：第一是直接为弱势群体服务，解决社会问题；第二是积累公益资产，创造社会（公益）资本。社会企业本质上就是现代企业和现代公益组织两种机制的结合、取长补短，既能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无底线追求利润引发社会问题的弊端，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公益慈善事业力量不足、可持续性不强的问题。在第十四个五年规划背景下，社会企业在缓解贫困、促进公平分配和共同富裕方面有着巨大潜力和想象空间。

第五个思考，要想促进社会企业健康发展，必须要有明确的定义和识别标准。如何在众说纷纭中定义社会企业，才更有利于这个源于西方的概念为我所用，充分发挥其在缓解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的作用？

在长期的社会企业本土实践中我们体会到，社会企业就是以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公益）资本为目标的现代企业。优秀的社会企业兼备两个功能：第一是解决社会问题，第二是创造社会（公益）资本。

社会企业作为社会目的企业，既与普通企业、公益组织有着密切联系，又与普通企业、公益组织有着清晰的识别界限，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社会企业必须要以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公益）资本为创办目的。第二，社会企业的商业模式，必须是通过提供产品或服务从市场上获得可持续发展资源，而不能仅仅靠政府补助和社会捐赠。只有有能力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并赢得市场的认可，这才是真正的企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股权层面，社会（公益）资本在公司中拥有不低于1/3的股权。通过这一制度性的设计，保证社会企业的双重使命：

作为社会目的企业，第一是确保公司的社会目标能落到实处。因为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重大事项必须要经过2/3股权同意才能形成决策，社会（公益）资本获得了这部分股权，就拥有了对重大事项的否决权，足以维护公司的社会目标。当企业要偏离原本的公益目标时，社会（公益）资本才有能力依法保证其在正确轨道上继续行驶，否则所谓的社会目标就会沦为一句空话。

第二是充分发挥企业-资本优势创造社会财富。一方面不低于1/3社会（公益）资本占比这个规定能保证公司创造财富的相当一部分归于社会，另外一方面也能留有足够的空间让商业资本进入，壮大企业的力量。

明确了社会企业的定义和界定标准，也就能一窥社会企业与私人企业的异同。第一，从资本属性而言，私人企业是由私人部门投资，创造和形成的是私人资本；社会企业是由社会（公益）部门投资，创造和形成的是社会（公益）资本。

第二，从经营范围而言，私人企业“法无禁止即可为”，而社会企业不仅要满足守法的底线要求，还要满足“不能创造新的社会问题”这一更高要求。

第三，从成功的标准而言，私人企业是以追求利润为最高目标，而社会企业则有解决社会问题和创造社会(公益)资本双重使命。私人企业往往会为了追求利润而牺牲社会利益，因此带来诸多社会问题；而社会企业为了实现社会目的，有的时候会主动牺牲一部分股东的利润。

当前社会企业在我国的发展存在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是没有统一的定义和标准，这是阻碍社会企业发展的第一块大石头。因为没有明确的定义和标准，谈到社会企业必然是各执一词，言人人殊，难以形成共识，严重影响了社会企业概念的普及和进一步发展。

第二是没有相应的法律地位和鼓励措施，得不到应该有的认可和支持。社会企业规模越大，其合理性、合法性问题就愈发突出，制约着社会企业发展壮大。

第三是影响力太小。这一社会创新在三次分配和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的巨大潜力，还仅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讨论，远远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