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多米尼（Amy L. Domini）是多米尼影响力投资公司（Domini Impact Investments）的创始人兼董事长。她被公认为是负责任投资领域的领军人物。在2005年，《时代》杂志将她评为《时代》杂志“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2006年，她被美国东北大学法学院授予荣誉工商管理学位。耶鲁大学伯克利神学院于2007年为多米尼女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2008年，多米尼女士被《管理者》（Directorship）杂志评选为“Directorship 100”，该杂志评选了在公司治理和董事会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多米尼女士拥有波士顿大学国际和比较研究学士学位，并拥有特许金融分析师职位。

多米尼女士是美国全国社区发展贷款基金协会，以及跨信仰企业责任中心（Interfaith Center on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的主要发起者。她也是波士顿证券分析师协会（Boston Security Analysts Society）的成员。她还担任CNBC的Talking Stocks和其他广播电视节目的常驻评论员。

南非事件：我如何进入可持续投资领域

1975年，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成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名销售代表，和一家经纪公司对接。我逐渐意识到这份工作很难做，因为我认识的人不多，而我需要建立起名声，让别人都知道我。所以我开始上夜课，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好的投资者，并在白天教别人我在夜课学到的知识，让别人觉得我对投资很了解而来找我。

随着业务增长，我发现，如果告诉客户他们讨厌的某家公司有很好的投资机会，会让客户很不爽。我当然不想这样，于是我会主动问他们，你有什么坚决不做的事情吗？分析一个投资机会时听到什么会让你反感？从他们的反馈中，我发现了对可持续投资的巨大需求。于是我去图书馆查相关资料，再重新规划我所教授的课程，并把课程名称改为“道德投资”。课程很快就座无虚席，出版商也来邀请我出书。1984年，我的书《道德投资》面世了。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1971年，美国圣公会主教去了通用汽车的年会，希望他们不要在南非营业。1977年，沙利文原则（Sullivan Principles）作为反对种族隔离和权利不平等的南非官方政策，被公布并签署，该原则从某种程度上要求公司上报他们在南非的行动。大家当时都对于在南非投资是否是道德的这件事存有疑惑，但那时对这一领域研究不多，所以我就成为了各种讲座的演讲嘉宾，去讲伦理道德能否融入投资原则、道德投资除了提升人品以外还能创造什么财务收益等话题。1986年，南非的人权问题受到了美国和全世界的关注，一些运动员拒绝参加在南非举办的比赛，消费者拒绝购买在南非有生意的公司的产品。此后，我相信投资者有能力以“非暴力”的方式成为一场运动的支柱。

我从南非的事情中学到了两点。首先，这一事件源于南非圣公会的主教在圣公会主教会议上关于南非情况的讲述，美国的主教询问其是否需要帮助，从而开始了一场涉及到无数企业的运动。其中，圣公会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平台网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由此认识到了全球性网络的重要性。

其次是数据的重要性。研究一个企业是否道德可以通过设计一些问题进行评估。比如公司里白人和有色人种高管分别有多少？你们会在一个食堂吃饭吗？这种问题的回答没法被伪造，因此我们就有证据证明，美国企业为种族隔离火上浇油。社会大众因此愤起反抗，带来南非的变革。支撑这些决策的背后的数据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多米尼400社会指数：我们如何推广可持续投资

我和同行们渐渐认识到，团结起来比单打独斗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于是我们成立了可持续和责任投资论坛（The Forum for Sustainable and Responsible Investment）。

我们常常会被问到各种问题，核心无非就是三点：可持续投资花的钱多吗？合法吗？高效吗？有人说没有完全道德的公司，而且每个人对道德的标准不一样，凭什么投资者就可以决定什么是道德的。还有人说，这是一种低效率的方法，政府才有责任推广道德责任。为了应对这些质疑、减少可持续投资的阻碍，我们创立了一个公司，来研究可持续投资到底要花多少钱，我们为此发明了多米尼400社会指数（the Domini Social Index 400）。这一指数获得了成功，通过该指数，人们认识到影响力投资的在投资收益方面的优势，不再像以前一样担心可持续投资的成本过高，从而推动了这一行业的发展。

我们通过设置一系列的问题，以沙利文原则为基础，进行标准化。我们研究公司的利益相关方，并把自然环境列为利益相关方之一。我们更注重全球社区而非本地社区。我们的研究有了购买者和投资者。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偏爱不经公司插手、记录在案的信息，公司可以回答是或否的简单问题，以及其他重要的事情。比如一家公司有慈善捐赠不意味着该公司的管理运作是符合道德的，所以公司的捐款记录不重要。

出于上述的研究偏好，我们开始努力减少可持续投资的阻碍，出版书籍。我之后出版的《社会责任投资》（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前所未有地被翻译成了多国语言，说明大众对这个领域的兴趣增长了许多。于是，我们决定建立一个全球网络，联系海外的同行，一起做研究。这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在美国，我们能从政府那里拿到企业的排污量数据，但是别的国家不行，这就影响到了我们的利益相关方模型建立。不过最终，我们还是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倡议。

至于第三个问题，可持续投资高效吗，能对世界产生影响吗？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于1934年建立之前，企业会谈论收益，但并不懂收益是什么意思，对销售这类概念也没有统一标准，就很容易撒谎。后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确立了规则来监管企业，改变了金融市场。90年后的今天，财务报表的公开使得让股东利益最大化成为了企业的目标。我希望，投资者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兴趣能够影响企业对利益相关方的态度。

编译：夏子淇

排版：牛浩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