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泽君：6月12日，在<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2017年会>的总结发言中，徐永光先生痛斥大凉山支教是作孽，是为政府卸责。网友一片哗然。草根公益人谴责他太武断，也有公益同仁和学者支持他。此时，文华君站在老领导的对面，反对永光的观点，并从希望工程的历史中寻找反驳希望工程创始人的证据。

今天，我们且听听文华君怎么说。

我们先看看永光说了些什么？

“最近发生了一个大凉山支教，很悲摧的一个事件，大凉山公益支教，差不多顶替了大凉山一半的教师，一批外行的，根本没有教师资质的这些人在那里支教，一篇文章好几万字，我说这是作孽，本来义务教育是地方责任，地方政府把老师要配足的，把公办老师，毕竟有教师证，起码有合格的资质。结果地方成立支教办公室，大量的把外面的捐款拿来，外面志愿者支教顶替志愿者的岗位，一半是支教老师在那里混事，整个把教育搞的乌烟瘴气，这种公益是好事吗？是作孽。我的意思大凉山的支教老师全部应该撤出，一个都不要。老师岗位怎么办？老师岗位政府本来就是他的刚性责任，他就该配，你干吗公益来搅局，把人家教育搞成这个样子，这类的公益居然很多人还觉得很好。”

支教行者张杨评论：“经验阅历再丰富也会因感性而变得武断。难抵舆论诱导而成为诱导舆论的一份子。对于凉山支教的实际情况需要实地观察，并且是长期的持续的全方位的了解情况，包括历史问题和成因。在没有充分调查的前提下发表的言论作为公益界知名人物是否能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如何负责？”

我个人理解永光说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大凉山的教育本来应该是政府负责任的，你们这些支教的来了，既不专业，又让政府卸责了，所以是作孽！

我对大凉山的教育情况不了解，对这些支教志愿者的情况也不了解，无法评价他们是否专业，是否在混事。但是，永光说因为他们支教而让政府卸责，是公益来搅局，对此我不敢苟同。我有点奇怪，作为希望工程创始人的永光，难道忘了当初希望工程不也曾被别人这样批判过吗？

1997年，徐永光与“行路上北京”的步行筹款者在八达岭长城

今天，我来回忆一下似乎有点遥远的希望工程。

希望工程是1989年10月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青基会）发起实施的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重返校园为宗旨的公益项目。开始资助的都是农村小学生，后来扩展到中学生，最后延伸到大学生。可以说，希望工程的重点资助范围一直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86年公布实施。保证每一个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上学，理应是政府的责任。为什么中国青基会还要发动大家捐款助学？希望工程一开始，就受到一些高校教授和学者质疑，正如一位清华师妹表达的观点：

我一直认为，政府已经承诺的责任我们就不该去做，因为我们已经纳税。公益组织需要做的是，告诉政府你还有该管而没管到的人，告诉有需要的人你应该去哪个政府部门提出你的要求，也就是倡导和鞭策，就够了。如果公益组织干了政府该干的工作，越俎代庖，政府就更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你看，你说的社会问题没有啊！都有人管了，我就不重复管了，现在国家需要钱的地方多着呢。

那些教授学者和这位清华师妹的观点当然有道理，但实际生活不是那么简单。就在那些教授学者在跟政府说理的时候，失学的小孩在一天天长大。错过了教育阶段，就真的错过了。有些问题能等得起讨论，有些问题等不起！

对于希望工程而言，看到那么多孩子失学，暂不讨论是谁的责任，我们先把孩子送回学校。

这边，教授学者们指责希望工程是越俎代庖，为政府卸责。那边，国家教委打上门来质问共青团中央：我们年年都在为降低辍学率而埋头苦干！你们却天天叫嚷每年100万孩子失学，这不是给社会主义中国抹黑嘛？

团中央的同志很镇定，反问：每年100万失学，这个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是不是真的？希望工程要帮助他们，不宣传，谁会捐款？

后来，希望工程越做越大，邓小平同志及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纷纷题词捐款。

1992年11月2日，国家教委下发《关于支持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施“希望工程”的通知》（教基[1992]27号），要求“各地人民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要主动与“希望工程”的组织机构配合。”（这份通知是怎么出台的？很想采访当年国家教委的当事人。）

大约1997年，李克强、王岐山与中国青基会和各省希望工程负责人合影

李岚清副总理对希望工程非常关心，据说有一次在大街上看见有人穿的衣服上有“希望工程”字样，还叫秘书去问问是不是有人打着“希望工程”的幌子骗人。

关于希望工程的意义，据传李岚清副总理说过这么一段话：希望工程募来的款与政府的教育支出相比，只是九牛一毛。但是，希望工程在那里做着，就让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们意识到，自己对义务教育应尽的责任还没有做到位！

我大胆猜测，“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是在希望工程的鞭策下出台的。虽然官话如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1995年至2000年，教育部（原国家教委）、财政部联合组织实施了第一期“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中央财政投入39亿元，地方财政配套87亿元，共计126亿元。

但是，在希望工程如日中天之时，徐永光却想把希望工程亲手送进博物馆里。1997年，中国青基会推出“希望工程国内最后一轮劝募行动”。为什么呢？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政府当时已经宣布在20世纪末实现基本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和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在这个大形势下，轰轰烈烈的希望工程应该可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了。

然而，徐永光失算了。从1997年至今20年，希望工程依然在做着，中国青基会每年依然收到几个亿捐款，其中绝大部分依然是冲着希望工程来的。

国家教委1992年27号通知称：“在实施义务教育的过程中，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是被世界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有效做法。特别是在我们这样的人口众多而经济又不富裕的国家实施义务教育，更必须坚持“依靠人民办教育、办好教育为人民”的方针。“希望工程”即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动员人民参与办教育的一种极好形式。”

这话好像还是有道理的吧？

也许，今天的大凉山支教不同于当年希望工程所处的环境，但是永光痛斥其为“作孽”，有点太过偏激了吧？

公益组织就是要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地方发挥作用。政府失灵的地方，可能是不该由政府管的，可能是不适合政府管的，也可能是应该由政府管但政府暂时没有管的。

在应该由政府管但政府暂时没有管的地方，公益组织应该怎么办呢？

你既可以严词谴责，晓之以理，督促政府担责；

你也可以苦口婆心，动之以情，劝说政府尽责；

你还可以先干起来，示范/羞臊，带动政府履责。

哪个方法最好呢？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公益组织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恐怕很难一概而论。

后记：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现在正在发生的、将来还会发生的事情，在过去就都已经发生过。

永光是老领导，但他的心似乎比我们年轻，一直向前看，一直倡导创新。我曾问他是否准备写回忆录，他说要干的事那么多，哪有功夫写回忆录。

“创新”可能是目前最热的一个词，不仅在公益界，在全社会也如此。但是，我对这个词却有点感冒。我喜欢回头，喜欢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主办的<知不知公益沙龙>首年度主题为“中华现代慈善简史十一讲”，其口号是“从忙碌里抽身，到历史里求新知”。很好，也很难得。因为公益人总是很忙，忙着创新，忙着往前赶路，很少有人停下来，再回头看看。

刚刚过去二三十年的、现在正在发生的、以及将来就要发生的公益圈的那些人和那些事，就是一部中国当代民间公益史，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筹建一个博物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