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来自任志强在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2017年会上的演讲整理。
任志强：谢谢各位，我的演讲主题是：打造新商业文明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几万年时间里，我们会发现原来的GDP大概是95%，是近200年左右的时间里产生的。而200年以前的过程中，基本上是没有产生什么GDP，或者说产生了很少很少的GDP。
为什么历史的发展会是这样？就是因为在200多年前开始出现了工业革命，而产生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有了煤，用蒸汽机发电产生了巨大的产量。这个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是产生了企业家。
企业家在做什么，就像刚才那位先生说到，企业家很重要的是发现机会和重整资源，发现机会就是哪里有我们需要交易的东西。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企业家只有一个任务，把你提供的产品，或者说服务进行交易，能够交易的条件是什么？就是在需求和供给的双方之间达成一个平衡，这样的话才能最后形成交易。所以我们企业家在创新上，在竞争上，在各种需要上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发现机会。
像刚才老人与老人之间是个机会，也许传统的概念里把老人当成“垃圾”了，说他们是我们的累赘。但现实生活中会发现，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了，老人会变成宝贝。也许我们未来会发展到120岁，那时候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只工作60年，剩下的60年都会成为垃圾吗？所以企业家会找到很多很多可以提供服务的东西。
在企业家发现的过程中，很重要的就是要你要有超越，你要有创新，更重要的是你要有企业精神。在过去，很多人认为企业家主要是为了挣钱，错了。企业家最重要的还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创造价值。
挣钱有两种方式，比如说我们说发现机会，南方有大米，北方有白面，在大米和百面的交换中你会套利，但并没有产生机会，也没有创造很多东西。
比如说做房地产大家都知道有一手房和二手房之分，一手房你购买的过程中钱转到开发商手里，开发商再把它用来购买钢材、水泥盖房子。二手房的交易你是把张三的东西变成李四的东西，所以并没有产生什么过多的GDP。
原因就是在李四套现的过程中，这个收益并没有产生社会价值。所以在整个社会发展中，也就是近200年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财富快速的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于是出现了一个极大的社会分化，就是贫富差别。
那么企业家解决贫富差别的过程中怎么办呢？如何解决和要不要解决成了个问题，有些人认为贫富差别是永远存在的，不可能都解决，但如果有过大的贫富差别就会有战争，就会有人掠夺你的财产。所以企业家也会在发展和创造财富的同时，更多的想到如何要解决贫富差别的问题。否则就会有连续不断的战争，通过战争去掠夺别人的财富。
所以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会重新讨论，剩余价值是不是来自于剥削？这个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东西。但我们更应该承认的是，企业家的才能所创造的价值和资本所创造的价值。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概念的话，也许我们就会面临更多的危险。所以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更需要的是如何保护自由和保护自由的法律。如果人们不能创造一个合理的法律来保护我们的财产，就没有人去创造财富，因为你的财富随时都可能被别人去剥夺，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
在历史的发展中，中国经历了两个巨变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前的30年，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后的。这两个阶段里发生了巨大的差别，在中国称为改革，如果没有改革，那么就不会有企业家群体的出现。
所以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企业家把套利变成创造价值的时候是后期发展，前30年更多是套利行为，后30年除了套利以外更多的还有创造价值，从历史来看，战争你可以把别人的东西变成你的，你获得财富，但是并没有创造价值，而且是以很多人的死亡为代价的。
所以创造价值是你把世界上原来没有的东西变成了有的东西，价值的创造是随着工业化生产以后，整个积累起来的，因此整个GDP和财富发展的过程是在后半段，是在近200年左右的时间里，而前面基本是零。
三个阶段，一个是改革开放前30年，1949年日本GDP是中国的-2.5倍，1978年中国改革之前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日本在这个阶段里高速发展，日本的GDP变成了中国GDP的4倍，-2.5到4倍，可以想见改革前中国发展程度是多么的落后和悲哀。用人均GDP可以看出来，在1949年，大概是4个人顶日本人的一个人的GDP，但是到了1978年，中国是38.9人，接近40个人干日本人1个人的GDP。这么大的差别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承认企业化和没有承认创造财富，而只有平均分配。
但是改革后我们会发现，中国迅速的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群体，就是企业家群体。我们也产生了财富上的差别，于是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迅速超过了日本的GDP，而现在基本上回到了1949年的水平，中国的GDP接近于日本的2.5倍到3倍，而人均GDP又重新回到4个人顶1个人的结果。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变化？我们改革前的30年只有公有制，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企业，没有企业家，只有雷锋，当然也不会有公益，这是我们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的谬误。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企业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群体，就是企业家群体。
社会群体开始成为企业家所关注的东西，如何进行社会公益呢？企业家不但影响市场，影响社会，更重要的是影响制度的变化。所以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是政治家和社会精英在创造历史，他们只是在记录历史，真正创造经济发展和历史的是企业家。
实际上，企业家的创新在推动社会制度的改变，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滴滴，当滴滴出现的时候，中国出租汽车的规定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任何一次创新，一定是推动现有制度的变化。
那么早期，出现蒸汽机的时候就会有《红旗法》，那个时候农民马车夫和牛车夫会限制蒸汽机产生的汽车速度不能比马车快。这样的历史重复过很多次，到现在仍然如此。所以当马云的互联网金融出现的时候，中国政府就不得不去修改现有的法律法规。而企业家在推动社会进步、推动社会改变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通常大家认为解决贫富差别有三种方式，一个是我们说的战争，把别人的东西掠夺过来。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过程，中国的历史上也曾发生过多少次这样的变化，另外一个就是平均分配。我们也经历过平均分配，但是平均分配的结果是什么呢？造成的结果一定是平均贫穷。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富，因为一旦有人稍微富一点的时候就会有人剥夺你的东西再次进行分配。
邓小平改革的时候有一个最让人记得住的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有贫富差别，而又允许一部分人拥有财富，才有可能让这个社会进步，而企业家就承担其中重要的责任。在历史过程中更多的教会组织希望的是通过捐助的方式，让社会更加公平，所以他们用捐助的方式去帮助贫困的人和解决贫困的问题。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并没有真正解决得了，所以在近20年左右的时间里，才开始有了社会组织的出现。于是在哈佛，在沃顿他们这些世界最著名的商学院里，也就是在近几年才开始有了社会企业这一门课，原因还是基于在企业家要解决社会变化和贫富差别过程中寻找到一条新的路。
公益通常是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利用自愿的方式把社会的财产通过公益组织在社会上进行了再一次的分配，把富人的钱或把有些人的钱转移到了一个穷人的手里。发展过程中更多是想让社会长久，而不仅仅是今天有钱捐了多少钱，明天有钱捐了多少钱，哪一天大家都受灾的时候大家没钱了怎么办？是不是穷人不解决问题了？
渐渐的我们发现仅仅靠给钱是不解决问题的。在中国有两句古话，一是“授人以鱼”，当穷人没鱼的时候把鱼送给你，让你能活下去。但是第二个阶段我们发现仅仅用授人以鱼的办法并不能让公益长久，有些人会变成懒人，仅仅靠你给我的鱼活下去，自己不去努力，所以有了第二个“授人以渔”，公益组织更希望的是通过教会农民打渔的方式让农民成为劳动者，成为致富者。
比如说乐平基金创造了保姆学校，把山村里最穷的那些有劳动能力，但没有劳动技能的人送到学校里培训，让他们成为进入各个家庭的保姆，迅速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和技能。结果是，你用自己打渔来解决自己贫困的问题，从而致富。但是两者差别在于，前者是输血的过程用富人财富解决穷人的问题，后者是造血的过程，这就是社会企业的价值。
早期我们所有人都叫做基金，或者说慈善基金，用《慈善法》的概念别人把钱捐给我，我把钱送给穷人，帮助穷人活下去，但现在社会企业要发展为自我造血，企业要用营利的方式和能够自我打渔的方式去创造更多的财富，用解决财富来解决贫富差别的问题。
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更多的想到的是人的价值，所有的企业家都会面临着企业仅仅是为了创造财富吗？我们说企业家最重要的是创造价值。而社会价值和财富价值同样重要，当你拥有财富价值的时候，不如你拥有社会价值，财富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行交换。我们都知道小扎（扎克·伯格），最著名是脸书上市以后取得巨大的财富，但社会最关注的是他捐出多少钱用于社会公益，而无偿捐助的这些钱只是他财富的一部分，但体现人的存在价值。
在这个社会中更多的企业家用人存在价值的方式来创造财富的同时，有大量的公益基金在出现。在我们去年开始生效的《慈善法》中虽然还没有对社会组织明确的规定，但我想它会逐渐成为企业家更加追求的一个东西。所以企业家开始从慈善转化做公益。
比如说比尔·盖茨，他曾经在非洲的艾滋病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而发现艾滋病并没有因为他送药送钱而解决问题，因为这些艾滋病人没有生存的条件。后来他发现，如果把艾滋病的制药工厂放在那，所有的艾滋病人能够共同在一个工厂里生活，因为所有的艾滋病人都不被别的工厂所接受，不被别的非艾滋病人所接受。所以当他们有了自我生长能力的时候，才能去防止艾滋病的传播。这样的话就用社会企业组织的办法使它能够再生。
大家都批评说公益组织不应盈利，这是一个传统的看法。但今天我们发现，社会企业不但应该盈利，还要把大量的盈利再投入到社会公益中去。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原来认为凡是你盈利的企业都不能作为社会公益组织，而今天我们看到，盈利的企业同样可以成为社会企业，成为公益组织，这个差别就在于你所获得的盈利是投入在哪里和用于什么。
更多的是，这个企业你是要解决社会矛盾，是要解决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你是要推动社会进步，就像刚才前一位谈到的，他是要解决老年人之间的一些社会矛盾问题，不管是否盈利，都应该成为是社会企业的一个方面。
以私人资本帮助穷人或者解决贫富差别问题，以及解决固定的贫穷问题等等，这都是我们面临的困境，这里非常非常多，像刚才那位先生所讲的，列了一大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怎么办？
我们看最近通过的《民法通则》，马上生效了，全国人大已经通过了，其中有一个定义是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如果生效以后我们会把盈利和非盈利作为巨大的差别，但是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不代表不能产生盈利，而除非把获得的盈利不只用于分红，而用于再投入，会形成良性的循环，重要的是为什么有企业家做这个事情，很多是媒体人，因为发现社会的矛盾，所以他主动出来成为公益基金的组织者，比如说关于治疗尘肺病，还有既不是企业家也不是行业的人，各种各样的人都加入到公益，比如说演员，很多演员加入到公益当中。
我们更提倡社会企业要用企业家的办法和精神，你要有企业家的组织能力和资源配置的能力，有社会发现的能力和进行交易活动的能力，这样才能让社会企业组织更快的发展起来，否则你就会停步在仍然只能实现第一个授人以鱼的目标，靠共同的社会捐助转换成你慈善的基金，投入到解决贫富差别中去。
所以我们发现，有很多很多我们已经建立的企业，通过阿拉善SEE基金会扶贫，通过社会环境的保护，你让农民去进行环保的时候，农民就会提出问题，如果你的环保不能让我富起来，我跟你环保？比如不让农民养羊，养羊会把草吃掉，农民说我靠什么活下去呢？当云南地区种植烟叶的时候，我们说你种植烟叶会因为化肥、农药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那么农民说你用什么办法让我能获得比种烟叶更高的收入呢？否则我的生活没有办法改善。
大家都知道，我们用养蜂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蜜蜂最怕的就是化肥和农药。当养蜂让农民获得更多收益，农民主动让政府白给他的化肥和农药都库存起来了。同时他也会去限制其他人使用化肥和农药，因为他的蜜蜂会死掉。蜜蜂死掉就不会通过蜂蜜获得收入。
我们必须让他的蜂蜜获得的收入高于烟叶获得的收入，这样形成自我造血的工程，我们现在已经把7万多亩的烟叶减到1万多亩，烟叶的减少就减少化肥和农药，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这样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以社会企业的方式让更多的农民在走向致富的同时，自觉的进行环境保护。
如果我们不能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那么我们这些企业家，不能让它变成盈利行为的话，农民仍然破坏环境，仍然只能靠烟叶的种植，靠化肥，靠农药维持生存，因此企业家承担着社会发展的重要责任。
在更多的发展中，我们希望所有的企业家都能和我们一起共行，让所有的人都在社会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而让我们社会成为解决贫富差别和公平的社会。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