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中国社会企业论坛北京峰会暨北京社会企业联盟成立仪式在房山区举行，以“新时代、新事业、新发展”为主题，深入研讨新时代我国社会企业新事业的新发展。

作为此次峰会的共同主办方之一，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以下简称社企论坛)由中国有志于推动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行业发展的17家机构于2014年自愿发起成立，旨在成为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行业生态系统的积极构建者。

会议的参会者主要来自北京市社工委和各区社工委，以及北京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面对很少接触过社会企业的参会者，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徐永光做了《为何中国是社会企业第一大国？》的主旨演讲。

以下是徐永光的演讲内容：

我认为中国就是社会企业第一大国。先给大家讲一下社会企业怎么回事，我做了一个企业的靶向图，打靶看你往哪里打，这样大家就知道社会企业在什么位置。

打到0环-2环的这些是什么企业？是污染环境、制假售假的无良企业，损害职工生命安全的血汗工厂。6环-7环的是基本做到依法纳税，承担社会责任，参与公益事业的责任企业，但中国大量的企业在5环上下。

打到8环的是实施战略公益贯穿整个产业链的良心企业，比如互联网企业、高科技环保、绿色农业、绿色食品企业，还有分享平台和经济平台企业。

打到9环的是在养老、教育、医疗、健康、文化、艺术、体育、儿童、残疾人就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相近或者交集的这一类社会企业。好多事情过去是政府做的，现在由商业来做，他们用优质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需求，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把满足社会刚需、解决社会痛点、精准解决社会问题作为自己的目标和使命的这些企业，就是10环的企业，是高标准的社会企业。社会痛点就是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的靶心。

我举一个案例，这是一家命中10环的社会企业——浙江绿康老年医养院，一个集医、养、护、康、教、研六位一体的健康养老的产业链。我们都知道失能失智老人，浙江绿康老年医养院就是专门解决失能失智老人的一个养老机构。

这些老人是医院往外推，不能住院，家庭难照料，社会有刚需，国家应担责的。政府有分工，部门各分账，九龙难治水，自己干不好。这个领域谁来解决？问题谁来解决？

政府有钱、有权、有责任，该做做不好，其实也不该由政府来做，政府应该支持社会来做。

NGO是无权、无钱、缺能力，想做做不了，4000万失能失智老人，谁来解决？NGO做不了。

企业有钱、有人、有能力，趋利不愿意做，因为这个事情是不可能赚大钱的。

整个社会，三个部门都没有人做，怎么办？天降大任于社会企业。这家企业就是我们讲的社会企业，是一个平台，它已经超越了三个部门。因为这个社会企业是在社区做服务，和公益很接近。它也是一个商业机构，面向市场用商业的模式来运作，做了很多政府要做的事情。

这样的一个平台，它能够得到所有的资源，它超越了第一部门、第二部门和第三部门。所以，现在国际上把社会企业，比如英美国家认为它就是一个第四部门。

2015年，陈小鲁和罗点点在北京做了一个绿康模式的推介会，他们还有一个北京生前遗嘱推广协会。他们认为这个模式应该在北京落地，北京100多位各方的人士都参与了，但北京现在还没有落地。

实际上，很多家庭都有失能失智的老人，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在3年多以前，绿康从民非改为社会企业，做了8年，做到700张床位，但是改为社会企业以后，有了投资，而且提升了能力和质量。

政府为他们买单，经过3年多的发展，床位从700张增加到1万多张，成为亚洲第一的医养结合的一个机构。 

2014年，在英国下议院参加英国亚洲社会投资政策对话上的一个演讲上，我当时就提出，5年内中国将成为社会企业第一大国。第一个理由，在中国社会，痛点人人有份，社会企业人人需要，其他国家不一定。英美国家不一定每人都需要，但中国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这些是不是我们的痛点？是不是人人需要社会企业？

所以，在世界各国，无论是穷国富国，社会企业服务人群多指向弱势群体，那些残疾人，或者监狱里出来的那些人在端盘子，好多是在挖掘金字塔底部的财富，有的是反转弱势，支持弱势群体自立自强。

中国存在诸多社会问题，乃至社会痛点，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是天大的问题，保护环境是地大的问题，健康养老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是命大的问题。我们还存在很多公共领域供给不足的问题，需要推动供给方结构改革，补短板、惠民生。如果用社会创新的思维来看，其实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蕴藏着商机。

到2020年，据有关的研究报告，我们的投资规模需要这么多，这是影响力投资的领域。养老产业到2020年是8万亿，老龄委讲到2030年22万亿，医疗健康产业8万亿，民办教育3万亿，环保产业5万亿，普惠金融、扶贫产业、有机农业、残疾人就业、社区服务业、家政服务业都是上千数万亿，还有分享经济平台10万亿。

这些都是补短板、惠民生，属于供给方结构改革调整的范围，属于我们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就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就是这个领域。所以这个领域一定可以做到合作，商业、公益、政府可以合作起来做。

中国要成为影响力的第一大国的理由之二，是因为民非制度，在20年以前，它就是吸引商业来投入公共服务的。1998年，民非制度原来是叫民办事业单位条例，后来国务院有人说事业单位是国家的，不能叫民办事业单位，所以才改名字的。

民非制度实际上是在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体育等过去完全是政府包办的地方放开，让市场来，来的是谁？来的是商业，绝对不是公益。因为1998年，全国的捐款总额，全国的基金会524家，捐款总额8.9亿，希望做工程，拿走了2个亿，那时候没有捐款的，都是商业投资。

当时，民办学校是教育企业拿到了办学许可证，民办医院是医疗企业拿到了行医许可证，民办养老是养老企业拿到了养老牌照，多数是这样的。个别的是公益的，基本上都是企业来做。

现在中国有40万家民非，80%以上就是教育、医疗、养老，它们是潜在的社会企业，一下子就超过英国了，英国现在应该有7万家。

中国成为影响力投资第一大国的理由之三是新添的，影响力投资渐入市场主流。红杉资本执行合伙人沈南鹏，今年福布斯全球优秀投资人排名第一。他说红杉资本未来会更加关注社会企业的投资，并且已经投了中和农信扶贫基金会了，是第一位投资。后来，中和农信作为一个小额贷款的社会企业，得到了香港天天向上基金1亿美元，和蚂蚁金服的战略投资。

2015年7月20日，马云、马化腾他们做了一个“桃花源”，就是动员一批企业家、慈善家拿出钱来，做自然保护区的开发和保护社会企业的模式。红杉资本成为2019年第五届中国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论坛年会的轮值主席，说明中国已经在全球，在这个领域，在进入主流方面，中国走得已经是很快了。

影响力投资进入中国市场主流，去年在香港，马蔚华说非常赞成，他认为现在开始了。他在积极推动，现在正在深圳要构建一个大约50亿人民币的一个影响力投资基金，里面包括有美国的影响力投资，还有深圳政府的。

中国成为第一大国的理由之四是期待、期望社会企业列入政府产业发展的规划，前面深圳、成都，还有顺德地方，已经出台了支持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的政策规定。而在北京，马仲良应该是最早提出社会经济的概念。马仲良在一篇文章里面提到说，北京2011年曾发布文件说要大力培育社会企业。后来领导做了一个重要报告，又提出发展社会企业。社会企业现在又有很多新的发展，已经是北京市政府的一个目标。

2017年，北京市决定成立北京市科技创新基金，政府出资200亿，要撬动1000亿，政府采取的方式是叫做风险共担、利益让渡，以本金加利息的方式推出，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早期原始创新投资，吸引优秀的基金管理团队。

到2017年7月31号，北京市已经有政府支持的有56支产业投资基金，已经公布了56支的名单，希望、期待北京市也要出台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政府专项基金。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