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女性社会企业家奖
来源: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2019-02-18 13:40:00


几年前,石嫣在中国创办了第一家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社区支持农业)农园,种植绿色蔬菜,不通过中介,农民和消费者直接对接。如今,这一模式的农场在中国已经扩大到了500多家。这些年,石嫣的生活有哪些改变?绿色农产品到达百姓餐桌的路程是否顺畅?在顺义农场,石嫣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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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吞吞的羊群踏着与城市人满拧的步子挡在路中央,早春二月,阳光在淡霾中稀疏地洒下,车在距离北京城区70公里的柳户庄村继续向前,路边一片白花花的大棚就是石嫣的顺义农场。


这是石嫣继“小毛驴”、“通州基地”之后的第三件作品。


把前一天的剩饭丢给咕咕叫着的乌鸡,石嫣在“分享收获”四个大字下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名片上印着她的两个身份:博士、掌柜的。办公室像本人一样朴素,屋后是26个大棚,占地40亩。安全起见,草莓大棚还专门上了锁。


2008年,作为中国第一位公费出国插队的学生,石嫣在美国一家CSA农场做了半年“准农民”,回国后,在北京创办了“小毛驴市民农园”。2012年,她离开小毛驴第二次创业,独立经营“分享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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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柜的”和她的农场


20世纪60年代,作为有票才能购买的“稀缺品”,农药化肥进入中国人的生活,食品安全成了中国人欲罢不能的问题。石嫣“务农”,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食品安全和土壤污染的忧心。


“在一个好的农作物生产环境中,人们是不太在意绿色、有机这些理念的。”石嫣说,“如果以人为本,除了追求产量,还要考虑土地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会不会受到破坏,耕作方式是否可持续。”


“分享收获”并不是“小毛驴”的简单复制。当年,“小毛驴”由政府出资,拿着现有的资金“摊一张大饼”。如今,“掌柜的”坦言,“钱出在自己身上,必须精打细算。”


让石嫣欣慰的是,依靠口口相传,目前,“分享收获”拥有500户会员,两年多来,收入至少持平,且有盈利。


这是一家大门敞开的农场,从种植到生长全程监控。


土家族青年秦热向记者展示了他的作品—18000多只“菌棒”,偌大的大棚中,这些菌棒正在“抽丝”。再过几天,菌丝会爬出一朵朵蘑菇。


冬日的中午,温度可达23度,夜间则降到不足10度,农作物上的棉被要掀了盖,盖了掀。即使这样,温度掌控有时也有意外。控制不好,秧苗会被烧坏,烧坏的秧苗任其腐烂,慢慢发酵,便成了肥料。除此之外,沼液、剩饭剩菜等液体肥在这里随处可见。


大棚里,椰糠被用来育苗,免去了大面积生虫之虞。偶尔,菜生了虫子,则采用休耕间作、生物防治,粘虫板、防虫网等措施,断然不会下“化学喷雾”。因为层层把关,这里的蔬菜素面朝天,“长相”也许不比那些做过手脚的好看,但却被人吃出了“早早年的味道”。



CSA怎么玩

随着石嫣的示范,一批以“耕农田、耕心田”为信念的CSA农场相继诞生。目前中国大约有500家,北京有50多家。


CSA说白了,就是“把有机蔬菜配送到消费者家里”,取消中间商,让农民与消费者对接,共同承担风险,分享利益。目标是实现“永续农业”,强调生态系统的自我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石嫣透露,“分享收获”有三个内容:直销、友好、本地。消费者预先付费,不用贷款,“对于前期没有多少资金的中小型农场,这一模式非常适用。”


谈及CSA的责任,石嫣流露出农夫的率真,“卖家是生产者,直接面对消费者,这样更可以为自己的产品负责。”


“食在当季,食在当地”是CSA的理念,石嫣说,该理念不鼓励消费进口产品,因为农作物在采摘加工的过程中有很多营养的损耗,还会有食品安全的风险。


“把钱付到村里,你能看到自己所在地区的改变。未来,如果北京地区的农民都能生产健康农产品,那么北京市民也会因此而受益,同时受益的还有环境。”


石嫣和先生程存旺曾共同就读于“三农”专家温铁军的门下,他们在农场成婚,婚宴食材都是自家地里的蔬菜,而新娘石嫣则“拿着一颗西兰花就把自己嫁了”。


两人联手打造了很多产品,其中之一是共同翻译了富兰克林·H·金的名著《四千年农夫》。石嫣说,这部探讨东方农业模式的作品是引发世界有机农业的一个原因。


100多年前,作为美国土壤局局长的富兰克林·H·金来到上海,看到清晨黄浦江的船只把上海人的粪便运到郊区作肥料,让他深受触动。


“当时,中国的城市还没有西方发达的地下水系统,但是似乎没有想象中的疾病发生。当地人有自己的方式,比如吃加热食物,垃圾被重复利用等。”石嫣说。


19世纪,人们便开始思考农业方式的可持续性。让作者好奇的是,几千年来中国养活了如此多的人口,在耕作过程中,尽管有水土流失的现象,但是并没有出现美国耕作史上土壤碳含量下降一半的情况。


“那个年代,他们用的化学品比中国要多,后来出现了很多环保运动,针对的都是当时的环境问题。”


令石嫣惋惜的是,目前,实验室技术比100年前要强很多,但是农民的智慧并没有太大长进。


“看到病虫害,他们只想到用农药去喷,不去想是否这块地有什么问题,明年是不是不应该再种这种东西了,是不是应该改良一下土壤,或者让大棚通通风……有人说农民被弱智化了。”


石嫣反问,“农民生产真的需要那么多技术吗?”不需要回答,她自己已经给出了答案,“很多实实在在的生产方式其实已经生产出足够好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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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嫣和农户一起收获


小是美好的

“食品安全问题不仅仅是对于我们吃的安全的挑战,甚至对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在2014年举行的第六届全国社区互助农业(CSA)大会上,直抒胸臆的石嫣如此总结。


在中国,食品管理有关部门是挨骂最多的政府部门之一。随着这类“烦人问题”的不断凸显,有机农业似乎成了解决食品安全的“良药”。一些商界名人纷纷涉足农业。但由于绿色农产品价格昂贵,在中国,消费人群一直有限。


石嫣认为,北京有能力消费绿色农产品的人至少占40%,但是各种“不必需”的开支增加了他们的压力,“比如买了房后还想换一套更大的,总是处于还贷的过程中。”


在“分享收获”,一个三口之家肉蛋菜全部预订,每月约1200元,如果不介意它的单调性(多是季节菜),每天“吃有机”并非梦想。


有人种菜,仰仗于有人认领,这是一个彼此支持的循环系统,在CSA模式中,所谓互相信任,几乎是手背手心的关系。


采访的前一天,石嫣“进城”录制节目,顺便逛了下大型超市。超市里的熟食区正在把前几天剩下的食品丢掉,恰好被石嫣看到。


平时生活在村里,石嫣不觉得“缺什么”,东西有效利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比如我家前几天的剩粥可以拿来喂鸡。”但在大城市,这却是一件不好操控的事情。


类似的情况,她在美国农场的那对夫妇“会事先跟当地的烘焙店说好,把两天后要扔掉的面包以低价买进。”


新生代在衣食无缺的环境中长大,对食品缺乏感恩之心,而年轻人回乡务农更是一件十分“逆袭”的举动。石嫣坦言,“我们遇到的困难是整个农业的困难。团队的流动性较大,在农场工作,未来成家后孩子教育怎么办,这都是比较实际的问题。”


相对于中国土地上密密麻麻分布着的380万个自然村,500多家CSA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石嫣并不在意自己的农场有多大,让她感慨的是,现阶段,大多数人并不接受“小是美好的”理念。


一般人认为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方式,大型流通的超市才能解决城市人的饮食问题,石嫣说,“这种方式可能风险更大。”


在美国实习那会儿,当地的农场只有30名会员。如今,石嫣的农场已经足够让那对美国农场夫妇惊讶。


“这确实是价值观和思路的不同,他们并不追求规模。”而在中国,规模是一个情结。


“我们模仿的是美国大农场的模式,你有50亩土地,未来应该有5万亩,一个人来操控,这种模式其实不适合东亚国家。”石嫣说。


在给石嫣的著作《我在美国当农民》所写的序中,导师温铁军认为,“越是规模化的大型现代种植业、畜牧业,造成的污染越严重。”近年来,蔬菜瓜果出现问题,与规模化有着必然的联系。


考察了很多国家,看了诸多食品流通生产模式,石嫣认为:“我们的弱不在于生产不出好的东西,而在于农民没有组织。”她觉得,农民只是“被大资本决定的食品系统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这个链条的最终产品与生产者的距离将越来越远。”


她举例说,在日本、韩国等国家,个体生产者的土地面积都很小,组织力量却非常大。“比如,一个合作社可以管理下属100多个拥有40多亩土地的农户。”


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排斥也是石嫣的关注点。“比如我有5万亩地,用拖拉机替代几十个农民,未来生活在这里的农民只能进城,或者在城乡结合部找工作,最终结果甚至还不如现在农民的生活。”


石嫣认为,未来中国农业的方向,不是让农民出去,而是把他们有效地组织起来。


在“分享收获”的宣传册中,石嫣写道,“每5户消费者加入,就可以让一亩土地脱毒;每10户消费者加入,就可以让一个农民健康耕作;每100户消费者加入,就可以让5个年轻人留在乡村工作;每1000户消费者加入,就可以有一个更可持续发展的乡村。”


在回答CSA今后是否会复制很多时,石嫣说,不管是哪一种模式,一旦控制了生产方式就会出现问题。“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还是多元化的生产方式和流通方式最为理想。”


2015年11月,全球第六届CSA会议将在北京举行,作为国际社会农业联盟副主席,石嫣将更深入地投身到自己的角色中。她希望更多人关注CSA,“分享收获”的背后,是“绿色”、“永续”等理念的传递。


“你要实现什么理念,自己先要活出来。”说起这些,“掌柜的”脸上带着这个年龄少有的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