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经济就是稀缺资源的配置。这种对稀缺资源的配置是经济关注的重点，在过去的50年里，在全球范围内不仅仅是西方，也包括亚洲、非洲，稀缺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50年前，金融资本是稀缺的，但是自然资源即经济学中所称的自然资本是过度充裕的，那时便出现了金融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人们需要对稀缺性开展竞争，这便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开端。

但是现在稀缺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的金融资本变得过度充裕，但稀缺性以其他形式继续存在。稀缺性出现在自然资源领域和“共同富裕”领域。换言之，经济的不平等加剧，即使全球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这种不平等也会愈演愈烈。从这个角度来说，如今的经济发展应该去适应不同类型的稀缺性管理。但是现实是，我们还在遵循旧有的模式，主要是西方国家，仍旧在关注如何让股东价值最大化、利润最大化、金融资本最大化。现在依然着眼于金融的稀缺性而创造资本已经行不通，因为资本在系统中已经过剩。

2. 市场影响力

我认为在过去50年间也发生了另一种改变，跨国公司的体量和权力大幅上升。这证明了经济模式也需要转变包括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的改变，因为企业和投资者，即市场的力量将会成为将金融资本主义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市场经济这场变革中的关键参与方。

3. 社会与人力资源需求

其次是向数字经济的快速转变，称之为基于数字化的知识经济。如果想要打造一个产业或一家银行、一家保险公司需要很多现金和金融资本，因此服务型经济和产业经济属于金融资本密集型。当打造百度、阿里巴巴、Facebook的时候，所需的金融资本并不如服务型经济那么多，但是却高度依赖于社交和人力资本，即人和关系。因此我们正在从一个金融资本密集型经济转型为一个更多依赖于社交和人力资本密集型经济，这三种转变的力量加在一起正在将原本聚焦于金融资本的经济逐渐聚焦为非金融资本密集型经济。

1. 社会大众

市场的力量即以商业和投资为主的市场，对应的是企业和投资者。但我认为现在正进入一个时代，即西方以市场主导的旧时趋势正在转变，所谓的市场为王。尽管市场中的商业和投资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力量，但另一边社会大众也正在与之相平衡，尤其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被加强，社会大众正在充当重要的角色，被视作是抗衡市场的重要力量。消费者在选择品牌时更有意识取舍，尤其是年轻一代对这些问题十分敏感，虽然他们很少参与政治和选举，但是他们用自己的消费行为做出了选择。无论是在中国、美国还是欧洲，他们都有所取舍，因此社会大众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平衡。

2. 政府和监管的回归

这一点在新冠之后尤为明显。没有政府，很多国家都无法度过经济危机，有政府就有监管，政府回归让我们见证了政府的力量。世界各地涉及到经济的话题之下，各国在互相竞争，都在争相应用全新的监管模式，不仅要求企业和投资者报告他们的财务绩效也包括非财务绩效。欧盟的监管措施引来很多讨论，毫无疑问它的发布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价值观，即经济应该服务于社会，金融应该服务于经济。这一愿景在全世界都是有共鸣的，和中国提出的共同富裕不谋而合，现在欧盟也站在了相似的思维高度上强调金融的作用是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应该服务于社会。换言之要着眼于解决我们整个社会或世界共同面临的挑战。

然而不幸的是，现实中大多数国家的情况与此恰恰相反：社会和环境服务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服务于金融。这种建构必须被扭转过来，当然这样的系统变革不会一夜之间发生，需要政府干预和监管共同努力。政府监管背后，也不是一系列毫无生命力的原则和程序，而应该是出于整个社会和世界共同的愿景。

3. 教育

能够于市场力量相抗衡的是教育，广义的教育包括研究、教育、知识创造。二十世纪是关于意识形态的，取决于你在世界何处，你会受不同意识形态的驱动，这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尤为如此。我认为现在正处在对经济利用的二次发现阶段，重新发现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但是这种从以意识形态为主转向以自然规律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还需要系统的变革，即上文提到的几大关键要素协同作用，以教育、知识为起点开启对经济发展自然规律的了解。

如今人们对于这方面的意识正在不断提升，但是我想要强调的一点，更为重要的是各位作为企业家和投资人是这场系统性变革中的另两大支柱。我们所称的这种“互惠经济”模式不仅能产生社会效益更能创造经济价值，因此义利二者之间并不是互相对立的。

对包容性经济涵义进行更精确的定义。为了真正实现包容型经济，经济模式应该发生转变，从制造问题就能够盈利变成只有解决问题才能盈利，利益相关方的关系也应该从对立变成商业中的互惠互利。这对企业的商业模式，或企业使命提出了要求，不应仅关注公司和业务本身，也应该聚焦于使命。所以商业模式需要从以企业为中心转变为以使命为中心。在互惠经济中使命并不是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利润很重要但并不是商业或投资的使命，商业的使命应该是开发可盈利的可规模化的解决方案，为地球和人类解决后顾之忧，而非制造问题从中受益。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包容性经济和共同富裕十分契合，是一系列原则、方法、工具、案例的集合，都证明了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互惠互利。如果和使命相契合且被嵌入了价值创造模式中，那么每一个利益相关方，包括人类和地球，就都能获得长足的发展。这和过去旧有的模式大相径庭，慈善模式的先赚钱后分享并非行不通，但效率上不及互惠模式。金钱用作慈善只能发挥一次用途，但用作商业却能发挥数次用途。

因此，如果能将互惠的概念融入到商业模式中，那么不仅企业对社会和环境产生的影响力会提升，经济效益也会提升，包括最优绩效和财务底线。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机构的各个层面同时发生变革，需要采纳新的实践，深刻理解自身所处的生态系统和关键利益相关方，即那些对实现公司使命和未来的可能性至关重要的参与方。此外，绩效的定义也应随之改变，不仅包括财务回报，更应包括对价值的重新建构，包括财务和非财务指标，不仅衡量财务回报，更关注互惠性。这也恰恰是我们想通过“互惠经济”实现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