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8年6月1日上午
地点：福田香格里拉三楼宴会厅
主题：用传播思维跨界联动、资源整合，助力扶贫攻坚
嘉宾：
鞠彬彬：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朱旭东：易居中国联合创始人，太德励拓（中国）公关传播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普拉地普·萨玛赫（Pradip Sarmah）：印度人力车银行创始人、农村发展中心执行理事
江其霖：e农计划CEO
以下内容来自各位嘉宾在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2018年会分论坛上的发言整理稿节选，未经本人审核。
鞠彬彬：很开心今天能够来到这样一个会场，我是来自天风证券的鞠彬彬，我一直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志愿者，所以跟做扶贫事业的同仁们打个招呼，大家上午好！
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和大家分享今天这样一个话题，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发挥资源整合优势，全力支持产业发展。其实通俗地讲就是我们公司如何来做扶贫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人会想象一个证券公司可能是高大上的，总是要对一些需要和市场资本对接的企业，去谈关于钱的事情。国家级的贫困县、深度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如何去对接上，这个话题也是我们这两年才开始思考和实践的问题，所以我们大概经过了这两年的实践和探索以后，总结为我们必须发挥自己资源整合的优势，来做好产业扶贫这个事情。
这张照片是我们现在公司做的第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也是国家级极度深度贫困县，这是去年拍的照片，是这个县城里最繁华的一部分，能感觉到确实没有玻璃墙的高楼，大部分是居民区，而且这些居民区大部分是空城，并没有在里面居住，很多还是分散在各个村落里。我们当时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就在想，我们怎么样挖掘他们的产业，帮助当地从居民到企业到政府来做一些我们有优势的事情。
这是我个人的简介，可能我们首先得找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来做这个事情，我正好是在提出关于一司一县，证券协会提出了一个证券公司最少对接一个贫困县以后，我加入了我们公司的团队，正好响应了倡议去做这个事情，我自己是有这个兴趣和爱好想把公益慈善事业一直做下去，不管是自己工作当中还是平时生活和业余兴趣当中，我都是非常乐于去做这件事的。我第一次接触志愿服务的时候是2006年，当时拿到了一个关于全国推广普通话的志愿者证书，后来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去贵州支教等等，一直和志愿事业结缘，我也想一直做下去，非常有幸来到公司以后，公司需要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觉得非常幸运，把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当做工作和事业来做。今天想分享的还是以天风证券为案例，一个金融公司怎么样去整合所有的资源和身边的效应去做好扶贫这件事情。
首先我想得有一个模式，所以当时来到公司以后，我们挖掘了一下对于县域经济的服务应该打造一种什么模式，能够全方位的去支持它的发展。我想从四个方面讲，产业扶贫是利用金融工具的优势，作为一个全牌照的证券公司，有资质、有牌照、有人才优势，怎么样去帮助一个贫困县去做好产业的规划、发展、挖掘甚至是支持，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比如说帮助贫困地区发债，虽然债券市场是寒冬期，但是我们怎样履行社会责任，当贫困县真的需要资金的时候，利用他们的政府平台，利用我们现有的优势以及客户的优势去帮助他们在市场上融到钱，当然是依法合规的前提去做好这个事情。我认为有一定的成绩，这两年以来一共融资了52.3亿元，并且去年一年融资达到了24.2亿元，这个总数在市场上肯定不是最大的，因为我们公司大概在市场上排名也就是30名左右，但是以我们的市场排名来讲，应该说我们做产业扶贫这一块是属于很投入的，所以在成绩上属于第一方阵。
智慧扶贫也是大家现在都倡导的事情，扶贫先扶智，不是你扶了多少钱或者融了多少钱，我们还要用自己的人力资源和智力输出帮助他们做好产业发展和规划，我们现在做了六个国家级贫困县，每年在不同时期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或者定期组织专家团去做金融讲座。我印象最深的是2017年的2月22号，那年正好很冷，20多个专家从北京、上海赶到湖北房县去，结果当时突然下雪，飞机飞不了，火车也各种晚点，不管是飞机还是火车到达市区以后还是需要走一段山路，山路就更不用提了，也走不了，但是我们提前约好了县里所有的龙头企业的负责人以及县里的政府层面的工作人员都会去参加这个讲座，有两百多个人，所以专家还是想尽办法，半夜11点还在赶山路，有两个车在山路上还打滑，很危险，早上6点赶到了会议现场。当时政府的一些领导知道这个事情，还是很感动的，说你们做扶贫真的不容易，想想这些专家在这里讲一节课需要耗费他们三天的时间，特别这种恶劣天气还有危险，如果他们把这三天时间投入在北京上海的项目上，对他们来说是多少收入，又会是怎样。专家不会直接捐钱，但是智力输出更重要，因为对于国家级贫困县来说，很少能够接触资本市场的前沿专家，告诉你一个企业怎样可以上市，一个政府怎样可以融到钱，你的扶贫债，绿色债能不能去发，这个是平时没有人跟他们讲的，甚至说他们很难接触到，所以智慧扶贫这一块我们做得比较投入。我们还建立了金融扶贫工作站，在实际接触的贫困县里，我们派驻了十来个工作人员，去做好这件事。
消费扶贫这个说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当地的特色农产品以及龙头产业能够带动贫困户就业，帮助他们销售产品，从渠道上、包装上、平台上去帮助他们。公益扶贫和大部分企业做的一样，就是从各个方面去捐款，去年我们整个公司的支出超过了一千万。因此获得一些社会上的荣誉和认可，有些奖项和领导批示，很多主流媒体关注到我们。我想这是很多企业或者金融企业做扶贫比较难达到的效果，我们如何做到的呢？把握好时间节点，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好我们的特色，做出差异化，可能最终在报题材的时候都可以上，其实这些都不是公关行为，而是媒体主动关注到我们。
先从公司的内部说起，一个金融公司，一个证券公司也有各种诉求，公司的决策层在想什么，业务部门在想什么，包括负责品牌宣传的这些部门以及操作起来的社会责任部，每个部门利益诉求都不同，怎么样把这些利益相关方结合在一起，我们经常去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公司董事长和总裁说，这个贫困县确实很受外部的关注，很需要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要调集力量去做好这件事情。其实这里还是有可以拓展的新的业务和方向，何尝不去试一下？宣传部门说做好这件事情也是扩大品牌影响力的事情，所以一个事情可以考虑到利益相关方不同的诉求，集中力量做好。
外部资源也比较好理解，因为对于证券公司来讲是轻资产的公司，最大的资源就是资本的资源、人力的资源。当时在招聘的时候，比较好的毕业生进来，还有上市公司的资源，你的客户、你的股东，可能大部分都是上市公司，还有你的兄弟合作单位等。怎么样利用好这些资源去做好贫困县的经济发展，是我们思考的事情。包括怎么样调动监管层还有一些学术机构做好课题研究，我们现在也在和深圳国际学院做金融扶贫指数的研究，怎样引起媒体的关注，一起来极力做好这件事情。
对于政府来讲，我们帮助县域政府合理规划产业发展，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对接资本市场，中型企业找到自己的产业方向，帮助小型企业理清思路、对接资源等等，这些对我们来说会更擅长和实际。另外就是贫困人口，我们在那里设立了工作站，成立了营业部，帮助他们做好这种金融防范的危机，可能有些贫困户好不容易存了一两万，又被一些非法集资产品套进去了，怎样帮助他们引导做好积极的投资、理性投资，这些事情也是我们一直在致力做的。
上上个月的时候，习总书记来到武汉，当时用的利川红茶，就是我们公司一直在帮扶的企业，包括这个产品选送茶叶等等也是我们做的，这是我们帮他们做的一套包装，本来发现他们的产品很好，但是包装和品牌上需要更高级，所以怎样帮助他们在品牌上更好的包装，在渠道上做好这件事，我们还是想了很多的方法，包括我们把兄弟单位武汉市农产品交易所一起进来帮我们做好这个事情，帮助他们上线，在线上线下做好开发。从去年定点帮扶利川红开始，我们已经帮助他们销售了200万人民币，虽然说只占了他们销售总数的十分之一，但是我们对他们企业未来怎样进入资本市场，怎样做大做强，融到更多的钱加强他们的生产线还有品控这方面，都发挥了我们的特长和优势。并且因为茶叶这样一个产业直接带动了贫困户的发展，因为他们很多当地利川的贫困户都是靠种茶为生，我们帮他采购做好引导，也是直接帮助到了贫困地区的人口。所以才有了他们茶叶卖得越来越好，品牌越来越大，4月28号的时候，总书记在东湖就喝了这个茶，而且评价利川红茶不错。其实这个茶已经断货了，因为本来量就少，现在品牌效应很大，老板经常跟我发消息说，特别感谢你们公司。我觉得这种扶贫就很有意思，你可能表面上看起来不是一个证券公司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调动了各方资源去帮助，不一定每一个贫困县有上市公司，也不一定每一个贫困县的政府都愿意发债，而且发得了。那你就不帮他了吗？其实你可以通过整合资源的优势和能力去帮助这个企业做好，这是我今天想分享的，也欢迎大家跟我交流，随时可以联系，谢谢。
朱旭东：同学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对面讲座的人比我们多，那边是讲融资的，我们这边人比较少，因为我们是讲付出的，给大家鼓掌，不容易。我们公司是一年一度中美企业赞助商，举办了一个社会责任论坛，来的人其实也不多，我们一讲房地产，这里可以坐满，一讲扶贫，就少掉三分之二的人，这条路还是挺孤独的，越是这样我们越应该讲，越应该在更多的场合讲，所以很感谢今天愿意在这里听我们分享的同学们。
天风证券是金融公司，而我们是一个房地产的服务企业，我们不是一个开发企业，我们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的服务企业，一年大概要卖将近1万亿的房子，占到整个中国市场的10%左右。为什么会去做一个农业的产业或者说扶贫的这么一个事业，都是因为很偶然的因素。在三年前我们成立了易居乐，开始研究中国的农业，当时也是为了响应国家号召，看能不能把我们的资源和精准扶贫结合起来。在做这个之前我们对农业一无所知，做了之后才知道中国的现状，现在还有592个贫困县，将近4千万贫困人口，人均年收入低于2300元，这是一年的收入。刚才鞠老师讲的国家级深度贫困县，在中国的版图上面积还是很大，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和交通不方便的地方。这些贫困县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如果你不去是不会知道的，因为我们看电视都是有些失真的，去了以后就知道他们生活的状态。我讲两个故事，一个是我们在陕西黄河滩边上，一个有轻度精神残疾的农民，她的工作是每天往返四公里，在黄河滩边拣鸡蛋，那个鸡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鸡不可以吃，一个鸡三天才下一个蛋，而且是散养在黄河边上，所以它的蛋都在树边、草丛里，这个农民就每天重复动作，去拣鸡蛋。我们问她，她说一天大概要弯一千次左右的腰，蛋的售价是一块钱一个，可以想象她的收入会是多少。
第二个是我和蔡国庆老师去了广西桂林龙胜县的地灵村，那边有上千户侗族老百姓，靠着梯田种红糯米，结果越种越少，因为赚不到钱，年轻人都走了，只有老年人留守着。我住的这户人家是个老奶奶，他的儿子媳妇离婚出去打工了，他抚养他们的小孩上大学，他们每亩产出的红糯米是五六百斤，一斤是售卖7块钱，也就是一年的收入在3500元之间，是目前中国很典型的贫困村的现状写照。现在的贫困村里你们看到很多都是老年人和儿童，他们的生产能力都不构成规模化，因为都是分产到户的，每户人家各自亩地，这些农产品都是环保的，因为他们没有钱去买化肥和农药，完全是靠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靠人工种出来的，广西这个红糯米，从播种到收获要160天的生产周期，要大半年时间，所以这些好产品在这些贫困县地方，基本上每家每户都会遇到销售困难，没有办法转换成收入，就无法脱贫。
现在中央的要求就是每一个贫困户不是给他钱就可以，不是企业过去每人给三千块钱就可以，现在必须考核每户人家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完成销售，要获得实际的销售收入，而且这些销售还必须是持续的，不能说这一年你帮他卖了，明年就没了，这是目前习大大最关心的，千万不要返贫，而是要真脱贫，所以要真的帮助他们解决这个事情的话，还不是简单的你付出爱心就可以达到的，必须是一个系统性的产业化的思考。我们从2015年就开始研究这个东西，经过三年的时间，我们结合自身的资源，摸索出了一条精准扶贫的道路。
我们研究一个问题，线上的消费者在哪里，因为我们做营销出身，都喜欢从消费端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一年卖那么多的房子，就以上海为例，上海差不多有1.2万个成型社区，每个社区至少有两三百户，三分之一的房子都是我们销售的，那些购房家庭和个人都是我们客户，当他住进这个小区以后，我们为他们服务什么？他需要什么？在单价十万块钱小区里面的人，有没有爱心？愿不愿意付出？他对饮食、对食品的要求有哪些改变？其实跟贫困村是有关系的。习主席讲，最后三年的扶贫攻坚战要打赢。我就想到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并不是很新的，是20世纪70年代就有了，叫社区支持农业发展，CSA的理论。这个理论对我们企业来讲挺有意思，因为我们手上的资源就是社区，就是每年上万个购房客户，就是我们十八年累计起来的几千万的消费者，他们通过购房，通过房屋买卖对我们形成了很大的信赖，因为房屋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资产交易，而且房屋的数据是最真实的，我们知道你有多少钱，你家里有几口人，你的职业背景，你每个月还银行贷款的数额都知道，因为房屋的资讯没有虚假，我们就有机会把贫困区的好产品，通过我们的渠道和社区进行对接，用社区的力量来支持农业的发展，这就是我们的理论基础。
易居作为一家房地产企业，我们的股东都是开发商，恒大、万科、碧桂园、融创是我们的最大股东，这些开发商的背景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我们要做的事情的基础。所以我们在2015年成立了易居乐，开始做社区支持农业的实践。我们把它加了一个I就是互联网，我们希望通过互联网的技术，把产地和消费者连接起来，让贫困村的好产品直接跟社区居民的家庭消费对接起来，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模型底部逻辑。
为了做这件事情，我们在去年的12月份，在国家扶贫办，中国扶贫资源服务促进会的管理和指导下，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叫中国社区扶贫联盟，我们的24个股东都加入了，还加上开发商、物业公司，目前合作的社区已经超过了一万家，明天我们在深圳要跟深圳的彩生活签约，他也是中国最大的物业管理公司，在香港上市，他旗下管了几个亿平方米的社区，他也成为我们的理事单位。这就是我们用于在中国开展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的基本的力量。
我们又建立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叫乐农社，上线一年时间，注册会员八万家，这是我们一个推广销售平台，目前是1.0版本，现在还在研发2.0，我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开放的平台，而不只是销售。农民可以上去注册，发布他的产品，我们的社员可以申请做队长，来帮农民进行推广销售，进行咨询，把它变成一个双向的可以沟通和交流的平台，所以2.0的开发还在进行当中，估计还有一个月时间。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乐农社，里面有一些好的产品。易居乐农有两个部门，第一个是县域公共服务中心，是扎根农村，帮政府做品牌，帮政府去OEM，鼓励农民加入，建立标准，建立二维码溯源和物流的筛选等等，其实就是一个品控，保证产品的质量。另外一头叫乐农社，针对城市社区，目前在北上广深大城市里进行推广和会员招募，中间我们和中国农业大学和商务部产品流出中心成立乐农研究院，是建立标准的，当你有一个产品之后，合作社里面的农民是参差不齐的，必须给一个标准，不然消费者体验就会很差，只有符合标准的才能加入这个流通的领域。
目前三四十位乐农的员工全部是90后毕业大学生，非常不容易，现在中国9个县级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的服务中心，我们帮8个县打造了他们的品牌，目前研发产品超过20款，在村里建了2千多个服务站，我帮他们上课，帮助农民培训他们。目前记录下来的是带动了3千余户的贫困户加入合作社进行脱贫工作。去年我们还做了一件事，因为我们做了三年以后发现，企业的力量还是有限，影响力和规模要扩大还是需要媒体的支持，所以我们和东方卫视和新浪微博一起做了一档节目，花了也不少钱，将近四千万的投入，做了一档中国第一档明星扶贫公益节目，每个礼拜三晚上在东方卫视播放，很幸运这个节目每个礼拜三都是全国收视率的第一名，总共有31位明星参与。我们总共拍摄了五个月，去了8个省、13个城市、6个县，都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区，帮他们做了7款产品，贵州是两款，通过电视和互联网，五个月里卖了超过四千万的货量，非常受欢迎。但是你光卖还是不行，我们还在思索怎么把这些农产品变成产业，建立合作社，我们还要开设扶贫的餐厅，第一家面馆正在筹建当中，这个面馆的面条就来自于陕西成县的手工挂面。经过我们的努力以后，老农民的蛋目前卖4.2块，他原来卖1块钱，他的收入明显就会增加，因为他的资产量是没办法增加的，这个鸡三天下一个蛋，不可能让他一天下三个蛋，所以产量每天是固定的，他要提高收入，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他的单价，让城市居民来消费。所以说，如果这个产品越卖越便宜的话，农民就永远脱不了贫。这个红糯米现在卖4斤一盒66.6元，原来是1斤7块钱，现在已经全部脱销了，基本上买不到红糯米，今年基本要预售。这个是面条，原来是一户人家做，现在有将近19个人家一起做，因为面条畅销，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6月份，在我们的网上也买不到这个面条，因为每个家庭一天只能做20斤，是全手心做的空心挂面。钟汉良去的那集是云南的沃柑，也是全部卖了。这六个村里都已经做了合作社，把农民加入里面，增加当地就业。
毛主席讲，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所以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农业产业，帮助农民脱贫致富，谢谢大家。
Pradip Sarmah：各位早上好！非常抱歉不能讲大家的母语，但是我非常高兴跟中国的各位同仁分享我们在印度的经验。
我的名字叫Pradip，现在在印度从事社区服务项目，我们把这个社区服务项目叫做印度的人力车银行，昨天很有幸在主论坛上跟大家分享了人力车银行，包括我们的一些工作模式。今天分享的是一个跨界融合，包括如何去调动各个方向的社会资源。所以我今天会从整个资源的角度去分享人力车银行项目。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们提到贫困这个词的时候，大脑中会想到什么东西？有没有听众想站起来分享一下的？
Pradip Sarmah：在座各位分享的都是社会企业家，社会企业和传统企业是完全不一样的，社会企业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并且为最需要的、最脆弱的人群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作为一个社会企业家，贫困对我来讲更多的是一种机会，我是怎么样去定义贫困的呢？我觉得贫困是一种需要别人去解决的方案。有贫困的地方意味着他们需要服务，需要我们的解决方案，所以当我们在贫困的这些地方，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理解这些贫困的人，他们的真正需求和诉求是什么，只有我们为他们的诉求提供一个解决方案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理解了如何帮他们脱贫。
我接下来就从这个角度跟大家分享印度的人力车银行，更准确翻译应该是人力车夫银行，在印度从事跟这个行业相关的有1500万人口。今天全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日新月异的发展，城市的更新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比如说今天开会的酒店，这个酒店的建成需要大量的劳工，这些劳工从哪里来的？城市本身没有那么多富余的劳动力，这些人一般来自于外地的民工，这些人他们的需求又是什么呢？在印度大量的劳动人口在城市聚集，他们一般情况下都是住在贫民窟里，大量的贫民窟存在于城市，在中国我想也是一样，刚才的嘉宾是中国房地产重要合作伙伴，房地产开发商在开发房子的时候，有没有针对过贫民窟里的人去开发房产？可能很少。我们再想想，在印度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如果这些房地产开发商在开发大楼的时候，也能想着为这些劳工或者民工提供一些最基本的住宿，可能就会消除很多的城市贫民窟，对这些贫困人口来讲，需要的不是奢侈的大房子，而是最基本的容身之所，能满足他们最基本的需求。
在印度要解决贫民窟的问题，可能需要政府扮演重要角色，但是一般情况下，政府解决问题的时候有很多腐败现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城市贫民窟总是解决不了的原因。在我们为贫民窟人员量身打造基本住所的时候，我们一般是放在城市之外，这样成本比较低，但是这就带来他们怎么样通勤的问题，因为他们工作都是在城市中心，所以在开发这个房子的同时，还要设计一个非常好的交通通勤路线，保证他们每天早上和晚上的时候可以到单位和回到家里。在印度，尤其是这些贫民窟，政府会有腐败问题，在中国的文化和环境里有没有腐败我不知道，但是在印度有很严重的腐败，比如说在贫民窟里面的居民为了能够住在那，需要给当地的警察或者当地的管理部门交保护费，这就会滋生大量的腐败问题，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预先在城市郊区打造属于他们的基本住所，并且同时要设计一条很好交通的解决方案，帮助他们去通勤。另外，也不需要他们一下把房款交清，他们可以每个月定期的来付房租。对于很多来从事为贫困人口提供住房的人，我们要提供相同的语境和语言，虽然我们是在开发房子，但是我们是以社会的形式为贫困人口提供住所，所以应该在这样考量的情况下，给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案。
其实给贫困人口提供住所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在城市发展的时候，当他们有了容身之处，接下来还要考虑健康问题、医疗问题、社会安全感。怎么给他们提供更安全的生活环境，所有这些都成为未来商业的机会，社会企业的机会。比如说贫困区人口，当他们有住所之后，他们的子女可能需要就学，他们自己也可能需要就医，还有保险等等。就像今天的大会，我们也得到了很多媒体的关注，同样在减贫脱贫过程中，也要善于去利用媒体的力量，媒体的力量在帮助我们去做宣传，尤其在减贫方面是非常关键的角色。另外还有其他的媒介，比如说众筹银行，众筹也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减贫方式，而且这个方式也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国家之间的差异。印度，我们的总理在发表讲话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过录音机和收音机来转播，因为在印度虽然很多家庭用得起电视，但是收音机的普及程度远远超过电视。我想可能在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利用更好的媒体，假设我们在中国也能请习大大一年一次或者一月一次的通过收音机广播，来给人民发表讲话或者直接跟他们进行交流，有的时候还可以提前跟听众们沟通，问问他们最想要跟国家的元首交流的问题，请国家的主席直接去跟他们回应，这都是非常好的利用媒体的方式去触及生活在贫困县以下的人口。
我讲得差不多了，有没有听众想沟通？
听众：当你在印度进行扶贫和减贫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障碍或者问题挑战？
Pradip Sarmah：挑战到处都在，其实生活中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一个人要做的就是去摆脱这些困难，从困境中找出解决方案，每一种职业都是有困境和挑战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职业发展中去解决这些困境和挑战。讲到问题，在我开始做人力车夫银行的时候，我遇到非常多问题，比如最早开始的融资，到最后跟政府的沟通，跟当地政府的关系打点，包括解决社会治安的问题，以及更正确领会政府政策等等，都有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我想在明确问题是什么的时候，也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答案，所以不要只是把问题看作是你成功的绊脚石，把每个问题和困境看作是一个机遇。
听众：你提到国家总理会每个月给印度人民发表广播演讲，提出的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
Pradip Sarmah：在每个月25号到28号，不定期会拿出一天或者其中一段时间是印度总理来个人进行广播沟通和交流，这些人民要问的问题，会提前让媒体收集起来转给总理办公室，由总理办公室筛选之后提交给总理本人，总理本人会选一些问题在讲话中回答，在他讲话的时候，很多媒体就会把握住这个机会，在下个月讲话之前会把这些问题剖析得非常清楚，这也侧面帮助了总理解决问题。还有对这些媒体来讲，找到社会的热点问题，帮助他们去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宣传力，媒体的渠道包括受众也增多了，因为大家都关注，社会热点就解决了，这是很好的，希望活动主办方也利用这样的方式和媒体合作，在中国做类似的事情。谢谢大家。
江其霖：大家好，我是江其霖，特别开心能在这样一个场合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故事。为什么会播这个视频，是因为这个孩子才加入计划，我是在网上看到他的故事，非常感动，因为这个孩子从小患先天性心脏病，他们是不可能有这个钱去救治，后来是大病医保救助了这个孩子，我是因为这个故事加入了，而且去拍摄了这个故事。所以从这个视频开始，讲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事情。
在2011年发起了免费午餐项目，并且获得了巨大成功，在这之后，我们发现了留守孩子不同的问题，免费午餐解决留守儿童午餐问题，大病医保是解决孩子看病问题，微博打拐是通过微博来做这样一个活动，帮助找到孩子，暖流计划是通过这个计划帮助孩子有一些暖包等等这样的东西，还有会飞的盒子和拾穗行动等等儿童公益项目，之所以他们会出现这么多等等需求的问题，是因为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这也是为什么2014年发起e农计划，就是希望能够帮助这些留守儿童的父母解决这些问题，让他们可以留在乡村，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会打动我，让我来加入这样一个项目，在此之前，我对乡村真的一无所知，我在城市长大，更不了解中国的乡村问题有多么严重，有这么多事情需要大家一起携手解决。
简单介绍e农计划是什么样的架构以及我们的运作方式。因为我们之前做的所有项目都是公益项目，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像任何一个企业有充足的资金，有本身很好的体系架构以及资源支撑。由于这些中欧校友进来的时候是以众筹的方式，每个人两万块钱，所以他们投资入股来成立这样一个基金会。我们的基金会是在浙江成立，叫浙江省益农慈善基金会，当时所有合作伙伴都是志愿者，我们发现作为志愿者是很难去运作乡村这么一个庞大的体系，为了帮助他们把乡村的农产品发展成商品，我们成立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是由基金会全资控股，这个公司也是在杭州注册，品牌是e农春天，这个品牌是专注于帮助农产品进行商品化运作，所以成立了平台，也为更多乡村里的贫困农产品，帮助他们一起创建平台。
在2015-2018年的三年当中，我们主要围绕着三个部分做了我们的运营，第一个是食品这个东西最重要的还是产品和品控，如果不安全再怎么讲发行，再怎么讲帮助孩子都是没有说服力的，所以产品开发和品控体系的搭建以及合作渠道的开发。e农做的所有项目以及我们的基地都是围绕着联合公益其他所有公益项目，深根乡村地方，目前我们覆盖的贫困县是18个，这些地区是所有的公益项目都有入驻的，最主要是跟当地的企业，都有非常好的信任基础，这个基础上我们愿意帮助他们开始销售农产品。这是到目前为止这18个贫困县域的发布，以及我们梳理出来最具有产品性以及更便于大批量销售的产品，基本上核心就是一款产品，不会做太多，因为涉及面广了也没有太多效果，并且在县域打造一个单品也是很好的，主打一个产品就好。
接下来就是线上平台搭建，我们的确在之前没有庞大的资金可以支撑我们去开发平台，所有的销售渠道都是基于各个不同的网络平台，比如说淘宝、京东，在上面做我们的产品。所以在搭建品控体系的时候，因为品控非常重要以及需要多方面联合的板块，单单e农无法支撑这样一套架构，所以也是很依赖于整个中欧校友，因为他们是来自于各行各业不同的企业家，他们有各种力量能支持到乡村的搭建，一起来帮助搭建这个体系。另外就是依靠政府的力量，因为我们本身跟政府会有比较亲密的信任关系，做了这么多年的公益，很清楚我们在当地到底具体在做什么事情，所以他们会给我们推荐品质很好的产品，我们也是跟政府来打造这样一个龙头企业模型。另外是我们的合作渠道，我们大部分的销售更多是来自于B端，在C端上现在做产品实在是太难，而且需要打低价，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是线上平台是一个展示窗口，这些电商都有我们的品牌。另外还要依靠媒体力量，尤其是做公益扶贫的事情，就算自己的力量不够大，也可以把这个事情更好更多的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参与我们加入我们，也许能贡献一些力量。这就是2018年我们在做的“百村计划”，梳理三年当中所有走过的地方，下半年会围绕陕西、内蒙、新疆这些地方，这几年的走访会让我们在乡村里收集和深入更多故事，以及这三年多来无论通过自己的力量还是其他的，我们会做深度梳理，之后再找到更多企业以及媒体力量，不断的支持这个事情做好。谢谢大家。
观众提问环节
听众：现在提乡村振兴提得特别厉害，刚才有老师分享了E计划，我是来自成都的，但是就目前内地各个县市有很多农村都想做乡村振兴，但是具体怎么做，跟公益相结合怎么样做联动，我们还是没有思路，这边的老师可不可以分享一些想法？
朱旭东：因为我们的背景是做房地产，所以乡村振兴跟房地产离不开关系。我们大概在三年多，跟很多县委书记、县长、村长谈他们的乡村振兴。中国太大，当一个地方的经济够不成规模的时候，它的产值和成本不会成正比，像很多地方做民宿都是亏损，根本坚持不下去，所以还是要基于乡村的特点。每次碰到县委书记就说，不要讲那么多，就告诉我一个事情，你们这个县最牛的是什么，只要讲一个就可以，然后我们来判断这个事情具不具备市场规模，也就是产值可以做到多大，可以预计一下，产值、产量都是有关联的，根据这个数字可以大概帮它做规划，有些地方其实根本不具备振兴的基本基础，所以也没必要花时间和精力。我们也碰到很多这种情况，人口就这一点，土地面积也就这一点，关键还是要看它本身具备的人文资源、产品资源，量身定做，没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模式，因为整个中国未来会进入一个细分领域，大家的消费会细分，爱好也会细分，如果在细分市场里能抓到符合当地的东西，把它挖下去的话，这个市场是可以做的。振兴是一个口号，但是做起来很困难，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大量的研发，大量的铺垫才可能把乡村建起来，没有什么模式。
江其霖：用我们的实战经历来分享的话，确实特别现实的案例就是对于乡村的了解。如果对他们都不够了解的话，这个事情就会非常难，所以要首先了解他们的整个县域有什么环境、文化、产品，从这些可以提炼的角度作出县域的发展问题，每个县的情况太不同了，中国的乡村很多农产品产量是比较高的，经常会出现农产品吃香的情况，大家没有办法去把控品质，所以无论什么产品就先种起来，如果产品没有太多竞争力的话，做什么说什么也都比较无力，所以想要帮扶做深入调研是很重要的。然后如何通过一些产业发展等等的措施，可以帮助当地，激发当地年轻人有这个动力愿意住在乡村做这样的事，或者有更多年轻的外籍力量深入乡村帮扶很重要，如果只是乡村本身，都是一些留守老人、儿童、妇女的话，真的会非常难，他们会很难具有能力或者各方面资源来做乡村振兴这件事，所以引流也是很重要的。
Pradip Sarmah：关于乡村振兴的问题，我从自己的角度来回答。刚才有嘉宾讲了在提供减贫方案的时候要充分了解当地乡村的情况，在印度当我们做任何形式减贫的时候要深度挖掘这个乡村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和问题，有的时候政府是从外向内看的，他们觉得他们了解了村民到底需要什么诉求，问题是什么，但是真正他们解决的是政府的问题，不是村民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在发展和振兴乡村的时候，要去真正了解村民们，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想关切是什么，一旦我们了解了他们真正的关切，我们就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去解决问题，这是更好的办法，比如说贫民窟的例子，贫民窟在城市越来越多，到底人们需要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是需要合适的住房，再从这个问题出发解决就会简单很多。
听众：我想问在你们的项目里，政府的角色是怎么样的？你们怎么跟政府合作？有什么具体的例子？
朱旭东：在中国的精准扶贫，政府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一个主导力量，几乎所有的县，我们辅导的几个县都是跟政府合作的，因为2020年之前要脱贫，所以政府对每一个贫困县，从人到政策到钱的扶持力度是空前的，每个县委书记、村长都是要去解决，不是给钱，而是帮助他们把东西卖出去，把收入增加，所以县委书记、村长他们都很急，因为他们任职期间没有脱贫的话，乌纱帽就会摘掉，考核非常严格，所以政府急迫的心情超过了企业。另外政府在合作过程中是非常透明的，习大大十八大以后对腐败抓得很严，以前的扶贫大家知道里面有很多腐败行为，导致中国的扶贫一直被人垢病，十八大以后这方面非常严格，所有的企业都是公开的招标投，有专门的帐户，有审计，政府付给你钱购买服务的话，全部都是要审计的，审计团队的组成还不是当地的，都是国家各部委，包括商委，科技部等等一起组成一个班子，一项一项审核你在农村做的每一件事情。他是要打分的，超过多少分才会支付你多少钱，不及格的话一分钱没有，所以中国政府在扶贫工程里面起到的角色，除了用资金支持以外，政策的制定、保证考核过程的规范和公正，都有作用。
主持人：有没有具体的合作案例？比如说配合起来不太流畅，怎么解决问题的。
朱旭东：举一个案例，我们跟陕西大荔县弄了一个电子商务示范县的运营项目，我们是中标的，中标以后政府有一个合同，合同里规定你要做几件事情，包括基本的建设、电商服务平台、课时、老师的配置、设备的采购，一直到物流、品牌的包装跟推广。分了几大类，每一类也可以分包，也可以总包，每一类都要去招投标，然后会给你打分，再支付你尾款，一开始是支付30%的预付款，整个工作完了一年之后来验收，一年之后给你来支付尾款，根据你的分数高低，这个是比较长的过程，至少是一年。
鞠彬彬：我们和政府在扶贫层面接触得比较多，我们首先是和政府联系，和他们签订一个叫一司一县帮扶框架协议，所以我们对县域的帮扶是从政府开始，所以框架协议里会把我们能做的事情，可以做的事情以及他们希望我们完成的事情都在那个协议里去展现出来，然后与县政府进行签订。签订以后，再根据下面的方案，他们对接哪些部门或者哪些企业，哪些指标需要完成，所以整个项目是和政府合作。说起政府的事情，我个人的感触是对于金融机构来讲，扶贫这个事情让我们感觉自己由乙方变成了甲方，和政府合作，估计在座的各位嘉宾也有这种体会，这还是挺有意思的，很微妙，当你谈到真正实质性效果的时候，可能也有角色的变换，所以和政府层面总的来说，我们把握好度，大家都是项目中的利益相关方，共同把扶贫做好。而且每个政府的需求真的都不一样，这是特别有意思的，比如我们的主体是一样的，是一个证券公司，金融机构，但是每个政府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说新疆就特别重视稳定的工作，经济发展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要稳定，而且重要的是和其他民族之间的融合，比如说我们看中一个企业不错可以股改，制订一个三年上市计划，他们说上市公司当然很好，但是股改不行，因为这里很多是少数民族的牧民，会影响他们的权益。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包括房县，他们会说是国贫县很穷，大家扶贫上不是需要你们直接捐钱，我们需要你们帮我们真正利用资本市场这个平台。
Pradip Sarmah：我从自己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我也觉得在脱贫过程中和政府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拿我们在印度的例子，在印度有很多社会企业家和社会企业，他们可能就一个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可能是政府之前没有意识到的，一旦这个方案变得很成功，政府也会去学习，把它纳入到政府政策中去，比如我们之前在人力车夫银行项目，我们关注到人力车夫是没有保险，对于这些劳动者来讲保险非常重要，我们就在他们在银行范围内买保险，后来这个模式非常成功，政府就在支出里特定划出一块给人力车夫提供新的医疗保险，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跟政府协作的案例。另外还有一个微融资的概念，就是给一些很贫困的人一小笔资金，帮助他们去进行减贫活动，在印度微融资项目非常成功之后，政府也是拿出大笔资金专门去做，而且对于像这样微融资做得很好的社会企业还会颁发金融执照，让他们以国家承认的银行的方式去做，就会变得非常成功。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当社会企业在做公益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探索一个模式，当把这个模式探索出来的时候，就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去把它放大，因为只有政府才是能在整个国家的层面上去做的，而我们只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去做，所以我们也需要跟政府很好的去协作。
听众：我看到e农计划里面是要引导农民回乡，儿童不再留守，在引导过程中怎么平衡教育公平这一块的问题？我的家乡在陕西的陕北黄土高坡，那边的农村人出去打工是为了想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现在又讲到引导农民回乡，怎么平衡这个关系？第二个问题，我看了e农计划里面好多农产品都是现在已经包装很成熟的，比如说任小米之类的，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品牌了，我们家乡的小米可以说是全国最好的小米，但是他们都是农民自己种，完全没有任何品牌，一个好的产品有没有可能在e农计划上线？
江其霖：我先回应第一个问题，也就是你说的教育的问题，这是蛮严肃的社会问题。你说得特别对，乡村里面的这些年轻人想外出打工，不仅仅是为了有一份收入，也很希望有更好的条件，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第一是现在是蛮好的机遇，在乡村有很多的政策以及力量在支持，他们回到乡村之后，不见得比到了城市里面打工会更差的条件，比如说我们在乡村很多大部分合作的合作社也好，当地的公司也好，其实领头人一定是年轻人，这是我们的基本核心，为什么要跟这些年轻人合作，是因为他们就是刚刚成家，哪怕还没有成家，他们愿意靠着这股力量。有两种人是可以在乡村做事情的，一种是在城市里接受了比较好的教育，但是他们希望回去建设自己的家乡。另外一种是在乡村里，没有太多的机会到城市，到城市以后也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和机会获得一份很好的工作和职位，他在城市里比较难留下的情况下，这样的年轻人是可以在乡村里呆住的，而我们要做的是帮助这些年轻人在乡村里如何留得住。
第二个问题，我们做公益的初心就是想帮扶乡村里面看起来比较弱势，没有太多的办法和资源条件来建设品牌的人群。像你说的，如果你在家乡里有看到家乡的产品非常好，也很希望有一个更成熟的模式做一个很好的包装，这些e农计划是非常愿意合作的，我们很愿意来帮扶类似于你这样的年轻人，如果你们愿意，我们非常乐意做这个事。如果我们能贡献一些经验和教训的话，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价值所在，因为所有的这些看起来比较成熟的，无论是包装还是销售还是运营模式渠道也好，也是我们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都是实战经验分享。
主持人：其实在三年前，当时e农开始做的时候，我们买过一次他们的核桃，有一些核桃是坏的，当时我妈妈就说，你看看公益的东西，价格高，但是是这样的，那我不如去买淘宝店家的。当时我就在想，如果说这个东西有非常商业化思维的人，把这有故事、有背景的产品包装一下，能够有很好的供应链，能够有很好的冷库，能够当成一个公司来做，社会价值能上升到最大。所以包括他们去合作的很多相关方都是商业的机构，他们的很多供应链建立起来，他们的包装产品设计等等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完善市场竞争的优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江其霖：没错，当时是发起的第一批，我们也觉得不能过分消耗情怀，大家都有善心，看到很多故事也容易被打动，包括我也一样，但是回归到本质，这个事情必须有价值，如果没有价值的话，说再多情怀都没有用，所以最核心的根本是要能创造价值，这个产品本身就是价值所在，如果我们觉得品质很好，就是太棒的事情，我们的目标是让好的事物实现价值，如何让有价值的东西被发现，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工作，这是逃不掉的。
听众：我觉得不管是乡村建设还是扶贫攻坚，传播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请您从传播的视角来谈谈扶贫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雷蔚真：这个论坛是CM公益传播主办的，两周前我在北京的微博微公益的活动认识了主办方，于是他就很善心的把我放在这个椅子上，我本来都插不上话，大家是做一线公益的。
我简单介绍一下我做的事，我自己是人大的教授，是一个大学老师，但是我在去年的时候发起成立了一个在中国电视行业协会下面成立的公益传播的协会，主要的力量是依存电视系统。成立的时候我个人的资源是把互联网一些大的平台和电视报纸杂志拉进来了，刚才我听朱总的发言很赞叹，我觉得他这个事做得很专业，我就百度了一下，果然他很专业出身。我今天来深圳参加这个会就是来学习的，没有其他打算，只是来默默听一听，有一半的原因是我看到这个分论坛的题目很吸引我，叫“以传播思维联动社会责任，助力扶贫攻坚”，四位嘉宾沟通得很好，但是有一个小遗憾，大家在这个主题上好像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互动。其实我觉得这个主题是很有意思的，怎么样用传播的思维来达成，比如有些是房地产界做成的传播项目，有的是证券公司做的CSR的具体活动，还有印度的社会企业。
我们这个协会大的思维我们不做一线公益，所以前两轮我根本插不上嘴。传播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很好的连接社会各界的资源去做创新型的公益，项目搭建。我举个例子，6月24号在北京的中国全媒体公益盛典活动，这是全国最大的媒体公益平台了，有一个企业基金会，他们做了十年的西藏爱心行，过去十年他们在西藏做了各种公益项目，每年有很好的公益项目开发，他们也带明星去，带企业家去，还带领袖去，做了十年的资源，而且挺懂传播的，各种宣传报道、新媒体报道都有。我听了以后觉得他们的项目非常适合做真人秀节目，有点像易居乐的项目，只要稍微做一点改造，就能做影响力很大的真人秀节目。后来我就发现，我们的角色不是去帮一个企业做传播，比如我们在西藏走五个地方，我们在每一站，不光是你们企业基金会在做项目，可以在每一站，把所有这一站符合传播理念的，比如说这一站是做环保的，我可以把符合这个传播的都拉进来，所以我很赞叹这个分论坛的创意，以传播联动社会资源。明星资源和企业家资源、行业资源都可以进来，我做五六站，里面涉及到十几个项目和机构，这里面可能有房地产项目，可能有证券机构，大家的资源进来以后，有的出资金，有的出内容，有的出主题，这些是我们可以做的。第一，我们不是一个附属品，第二，我们也不做一线公益，我还是依然没有去募集资金和物质给孩子们，但是CM的定位跟我们很像，当然这个项目是整个社会核心的枢纽，没有这个项目就很难有这样的资金出现。待会儿散会了我们可以聊，6月24号举办第一次中国全媒体公益盛典，是联动了三种资源，媒体是我们本来的资源，媒体渠道是我们最大资源；第二是公益资源，是相对比较好拿的，所有公益机构都缺传播机构，第三是我很想知道不管商业企业还是社会企业，他们对公益传播有什么需求，所以我们花大力气在第三方面的企业，怎么样让好的公益需求的企业来到这里，哪怕没有项目合作，你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慢慢的来搭建这种联动社会需求的项目。
雷蔚真：这个创意已经有两个地方实现了，我们盛典上会发布两个真人秀，那个真人秀叫我愿意，在安徽卫视播的，会在我们的盛典上做启动仪式，就很像你说的明星公益体验。刚才说的西藏行的项目，今年是做第一季，跟你的思路也是很接近的。
听众：我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帮助了一个地方的产业，会不会导致另外一个地区有同样的竞品？第二个问题，我们知道现在人都倾向于从农村走向城镇，小城市人口到大城市，我们现在帮助小农村，感觉成本越来越大，比如说人口在不断流失，这个地区本来就比较偏远，交通和运作成本会很高，有没有可能做一些服务，让他们激发自身的潜力去做这个事情？
朱旭东：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碰到过这个问题，因为第一期节目里，拍的陕西手工挂面，其实这个挂面当地很多村都在做，因为卖不掉大家很多不做了，我们去拍的时候只有一家在做，所以我们去包装、去推广，于是订单就排到了明年的六月份，这个村庄就开始有人回来，我们用了一个OEM理论。为什么他们愿意进来加入这个合作社去销售，因为他的收入增加了，旁边的村就会看到，他也做挂面，他也加入，不会存在这边起来以后那边就不行了，跟外贸订单一样，都可以贴牌生产，只要你符合我产品的标准和质量，就可以帮助一个村一个村，把品牌统一起来。其实小农村里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统一的品牌，都是小农经济，他卖土豆我也卖土豆，每个人一个名字，我卖五块，那个卖两块，价格就越来越低，最后所有人赚不到钱，所以这个现象是很可怕的，我们是通过政府的主导介入以后，用一个统一的品牌，把整个地区的相关农产品变成一个OEM的方式，品牌是属于政府的，农民是属于生产者，他们的责任是把地种好，把面做好，不用担心销路，不用担心品牌的培育和推广，只要把东西生产好，按照标准，就可以了，因为小农的思维也很简单，中国的农业现状都是包产到户的，每一个户都是一亩三分地在做，所以必须要有统一的品牌方式去统筹起来。
第二个问题我没太明白。
听众：比如刚才提到的鸡蛋的问题，就那么多鸡蛋，但是又是很远的地方，就需要花很多的成本过去。
朱旭东：我们去云南山上的一个村庄，那边只有600多个人口，住在一个山上，从山上到县要开两个小时的车，当时我就跟他们的县委书记讲，有没有办法让他们下来，那个地方那么偏僻，我们去扶贫，花那么多钱，就为这六百个人，把他们移下面来不就脱贫了吗？他说没那么简单，第一，这个少数民族，这六百多户人家要搬是一起搬，不会一个个搬的，因为他们本身在二十年前才刚刚开放，他们原来躲避到山里面，世世代代就在山里住了下来，结果政府为了脱贫修了一条路，花了很多钱，把他们跟当地的世界联系起来以后，他们就变成一个开放的村庄，但是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是很害怕的，所以他们要搬就是六百户人家一起搬到山下。那你想想，谁来接待？怎么样安置？哪个企业解决他的就业问题，都是问题，所以不能下来，只能在上面，然后给他们量身订作一个产品，让他们能够靠这个增加他的收入，所以很多是很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是说那边那么偏，就迁下来就算完成任务。中国952个县里，50%以上都是少数民族的贫困县，青海、西藏、云南，汉族的县主要集中在河北，大部分是西藏周边的四个省份，所以民族习惯、生活习惯包括少数民族的交往，民族矛盾等等都会成为扶贫最大的问题，不是说搬迁下来就可以。
听众：我们在解决当下的问题的时候，有没有增加教育资源的投入？
江其霖：这是个全产业链的问题，但凡去过乡村的都会知道，就会变成纯帮扶变成教育培训，这是但凡只要做深入乡村的事情都会采取的措施，包括我们现在也已经在做。
编辑：程晓霞
